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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邓一光

　　宋汉一天时间来了三次电话。

　　第一次是通报朱琳搬家的事儿，约着什么时候去祝贺乔迁新喜。“不到两年时间，换了两次房，先是阔气的复式，这回是不讲道理的别墅，女制片当得霸道得很呵。”

　　第二次是通报黎九久换了单位，去一家室内装饰材料网站做了平面策划———这是他干的第七家公司。“真敢炒老板的鱿鱼，电话不断变，让人永远记不住，我都弄糊涂了。那小子真该得前列腺炎才对。”

　　第三次电话倒是没有通报什么，问我在家干吗。“九月份，拾红叶的季节，对武汉这种长冬长夏、春秋转瞬即逝的城市居民，大好时光待在家里，可真是不划算。”

　　武汉这种地方，季节的确让人受不了，冬天漫长得好像一辈子，割脸的朔风好容易收住，没犯上两天春困，夏天就到了，那个时候人还在冬天里习惯着，没省过神来，老以为夏蝉是挂在冰柱上鸣叫着，一边抹着汗，一边裹紧外套打摆子。好容易等到夏天过去，时尚单衣没上身两天，冬天又到了，人还在犯糊涂，老以为天上飘逸的雪花，是法桐挂球后的吐絮，院子里没站上两分钟，就开始打喷嚏，要受凉了。

　　我对电话那头说：“前两次电话想了多久理由？这个电话更是没事儿找事儿。说吧，找我干什么？”

　　“瞧你说的，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朱琳搬家了，黎九久炒了老板的鱿鱼，都是大事。同事一场，不至于那么冷漠吧？再那什么，天气多好啊，真是让人可惜。”宋汉在电话那头嘻嘻哈哈。

　　“没事儿我挂电话了。”

　　“哎，等等。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儿，离开电视台，一点儿幽默感也没有了。所以说，新闻还是好东西呀。”

　　宋汉是我当年在电视台做“跑街狗”的朋友，朱琳和黎九久也是台里的同事。我那时在新闻部做外勤记者，宋汉做摄像记者，我俩一个组，整天为抓新闻搅尽脑汁，基本上是一对狼狈为奸的搭档。我离开电视台后调到文化局，他后来也辞职了，拿出积蓄办了个影楼，取名“亚当斯”，专为患有城市忧郁症的少妇们拍一些感伤的黑白写生照。影楼在江汉路步行街上，本来寸土寸金的商业黄金地带，从这里操练出来的百万富翁不知有多少，宋汉却固执，不肯出卖艺术家的风骨，拒绝拍幸福的婚纱照，说那种东西不光弱智，还有一种捆绑在一起验明正身的可笑，就这么捡芝麻丢西瓜，凭着怀旧的好莱坞歌舞片风格悲壮地苦撑着，生意做得紧巴巴的，不过顾着一份兴趣和一张肚皮罢了。

　　我说宋汉是朋友，不说同事，可以看出我俩关系不错。当年我和女友谈恋爱，想和女友搞点儿不便见光的小动作，我这种从鄂西大山里出来的穷记者，没有居住条件，也开不起房，老借宋汉的器材室做地下活动据点。宋汉在这方面很大方，不光提供器材室的钥匙，连开水都给灌上，捎带几只一次性纸杯，有时候还给准备面包什么的。只有一次，他有些不高兴，声音很小地嘀咕了一句：“做那种事儿以后要把器材室收拾干净，镜头敏感得很，不开机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人家的片子还要拿去评奖呢。再说，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不能随便欺侮，不拿它们当一回事儿吧。”仅此而已。为这个我一直记他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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