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藩：我的人生心得——《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自序
本文节选自《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以下为正文部分：
这部自述的出版，已在我九十岁之后。按中国的老话，我已到风烛残年，但身体尚可，还在尽力做点事情。我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将近七十年，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有些想法和关注的问题，在此与读者分享，就当作序。
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句话是钱伟长先生1956年在清华大学“红专大辩论”时说的。他的“白专”观点遭到批判，他也随之被扣上“右派”的帽子。钱先生当时没提到学生应首先树立良好的人生观，或有过错，但他强调数理化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数理化是科学的基础。一个学科学技术的人打好了坚实基础，即便以后改行，或改变研究方向，都不用惧怕。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二、我1956年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个口号叫“革命战士一块砖，哪儿需要哪儿搬”，一切服从国家需要。我这辈子改行多次，从机械制图到机械制造，从陀螺与导航仪器，最后到光学仪器。每回改行，几乎都是从头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中国一直处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家急需开发科技，我的改行经历，在我同辈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中并不陌生。
三、我从事的是工科研究。我一直认为，工科的价值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当下中国大学论文至上，我对这种政策倾向与评价机制向来持反对态度。我曾与清华的党委书记谈及，论文的重要性要因学科而异，不可一刀切。对于理科，可以多看论文及其水平。但对工科，除了论文，更应看重做出了什么实际成果，是否转化为产品、产业或应用，是否真正推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
四、当下的工科教育，实践环节越来越弱。“文革”前，我们有三次实习：一是认识实习，一个月；二是生产实习，一个半月；三是毕业实习，一个月。而现在只剩下一个所谓的“社会实践”，到工厂或农村转上两周就完了。关于设计，以前我们有机械设计、仪器设计、光学设计，现在只有简单的光学设计。以前还有一门光学工艺的课，讲光学元件的加工，包括镀膜、光学装调等，现在学光学的学生，几乎都不知道光学镜片是怎么磨出来的，更没动手磨过一个镜片。遗憾的是，在设有光学仪器专业的中国高等学府，除了长春理工大学，原有的光学工艺实验室都已拆除，被迫关闭。工科学生，必须培养动手能力。没有能力的训练，就难以解决工程或技术的实际问题。
五、科研最重要的是创新。唯有创新，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我们的科研可以先向他人学习，而后创新。没有创新的科研，我们充其量是在做习题。一个国家，没有科技创新，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
六、我还在带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思维和能力的训练。具体做什么课题，其实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健全的能力，包括自学能力、表达能力、英语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
七、我的座右铭是：抱负、自信、刻苦、包容。供年轻一代参考。
回想我的一生，经历过各种艰辛和挑战，最后能不断进步、有所突破，在于几个因素：一是我不甘落后；二是我一直在补充新知识、接触新的前沿领域。科学昌明，发展飞速，如果我不紧紧跟上，我带研究生就会有很大压力。另外，我的天性里有好胜的一面，努力要把事情做好，我很享受成就感。每当学懂了新东西或做出成果时，我自感很有意义和满足。
除了工作，我兴趣爱好不多，但一生喜爱体育运动。少年时代，我喜爱垒球。后来又喜欢上溜冰，打排球。上岁数后，我又开始打网球，最近几年，改在电视屏幕上打Wii上的网球，一种健身的电脑游戏。
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出行的自由度很低，出差买个机票都得单位开具介绍信。1978年，我第一次出国，去了德国。现已跑过全世界五大洲，数了数，差不多二十五个国家。其中，跑得最远的是美国，去得最多的也是美国。
这本自述的出版，我要衷心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英国《金融时报》原副主编张力奋先生。过去三年中，他挤出时间，在京沪两地对我做了四五十个小时的深度访谈，调查、考证了相关的史实，真是千辛万苦才完成这本书，感谢他对本书的贡献。
我还要感谢我的友人、同事、学生、家人为本书提供资料或撰文。我特别感谢我的爱人段淑贞教授，我们结婚已六十八年，工作上，退休前她除了自己做科研和教学，还创建过一个新专业，主持过一个新教研室；在家里，她包揽了全部家务，一心鼓励我好好做研究，教好书。在我信心不足时，是她鼓励我申请工程院院士。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力奋给此书取名《追光者》，我很赞成。应该包含两层意思：我一生中改行多次，好事多磨，最后落在光学领域，研究的时间也最长，与光打交道有半个世纪；另一个意思，我九十载的人生中，虽历经风雨，但的确一直在追求光明。
2020年4月11日
北京蓝旗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