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笔记》 张力奋 著 学林出版社  2020年9月

　　以书的名义消解误读、偏见与浅见

　　2017年，原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版创刊总编辑、BBC聘用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媒体人、专栏作家、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先生，受邀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一学期。他把这一学期自己的研学活动和各类放空自己的生活内容：读书、看报、写作、泡图书馆、逛旧书店、听音乐、散步、交友、泡吧、晒太阳等一一实录，并勾连过往的历史与现实，以笔记体的方式串成了一本无法归类的“四不像”的《牛津笔记》。

　　书里的内容纵横交错、穿插闪回，信息量也比较大，有一些也许我们看过却没有“看到”的内容。70余篇笔记，700多个人物，虽有“历史上的当天”的要闻，但并不着墨于世界和个体的宏大叙事，这些仅是时间背景的存在和写作线索的由头。作者用微小的细节、准确的数据和一个个值得被记录和被提及的个体的素描画像，甚至边边角角的视点、感知和记忆，公共议题与私人感悟融合交织，构成了一个有温度、鲜活的私人记忆读本。

　　《牛津笔记》既是一本带有数据、考证的碎片记录，又是一个兼具一定程度研究的文化随笔，也是一个因每天而存在的前新闻记者和克制的专栏写作者运用职业视角，以写作本身对抗新技术和新媒体形成的信息的“无序、泛滥和粗鄙”，为了坚持和遵循当代新闻人只在“真相面前低头”的戒律。

　　在介于新闻专业和泛文化属性的写作中，作者用形式感弱化了内容和线索的庞杂细碎，这样会让读者阅读起来不致形散和吃力：相关图片、每天的英国要闻、重点世界大事、自己的研学笔记、与之相关的历史片段和私人记忆。作者用牛津城的塔尖、院墙、方庭、礼拜堂、高桌餐厅的社交与闲谈和牛津的街头、餐厅、绿荫、公园座椅及那一抹越过头顶的阳光，在教堂的和声和管风琴的回声与安宁中，描摹出一座“ 冻龄古城”的前世今生。

　　因为是上市不久的新书，并不知道卖了多少册，是不是畅销，有没有上榜也没太关注，但总觉得“误读”与“偏见”常见于我们的生活，而知识和文化的“浅见”与“残缺”更是我们这些以“速读”带来“速朽”的自以为是的现代人已然躲不开的硬伤。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并理解这本书里的内容，而不仅是媒体人、文化人圈、出版圈里的谈资和肯定，才是其不是新闻信息、不是专栏文章，而是一本主题“书”的意义所在。

　　蜜色的牛津，仪式与规制

　　牛津素以精英教育著称，精英范有时是在异于常人的仪式中显现出来的，比如牛津学生考试时需要穿学袍，学校认为考试是一件庄重的事情，统一服装的仪式感会带来庄重感，穿上学袍对有作弊冲动的学生的心理也有抑制的提醒。考试时学袍的领口还应别上鲜花，期许带来好运。一般会是康乃馨，第一天是白色的康乃馨，中间几天是粉色的，最后一天需是深红色的康乃馨，依次递进，学以致深，讨个好彩头。

　　“ 知识分子最看重仪式感和精神的体面 ”，有关牛津的精英和古典气质，散落在书里描写的一个个场景和细节里，书里提到牛津有句广告语是：“ 天生的至高无上感 ”，阅后对照，甚是精确。

　　对比一些数据看出，牛津人还擅长“ 把一切仪式感转化为资本、特权和等级 ”。虽为同一所大学，但已有800多年历史的牛津捐助制度让38所学院和6所学堂，因学科定位、历史渊源、人脉资源之不同，得到的捐助款项、校友资源、知名度、影响力差异甚大，学院之间的贫富悬殊、地位尊卑、各学院对比的荣耀与寒酸，恐怕只有牛津人自己知道。

　　观察每个学院的差异、知识分子的矫情与较劲，或繁或简，虽是点滴，却是书里的一个个趣味点。那些让牛津人很陶醉自得的仪式和规制，无论是实用所需还是炫耀、做作，别人喜不喜欢，在意不在意，都在牛津各学院的院墙里一直存在着。

　　仪式感和等级感的注重并不意味着牛津对教育本身就来得虚张声势，对学习和考试的重点是思考、思辨以及相应的能力培养，是眼界、是趣味，还是只是考试分数的高低，这一切都在牛津整体的教育体系中可据可考，延之有年。

　　英式的精英教育，不是高高在上的虚浮和述而不作，除了学业知识传授的本身，还以塑造人的性格这样的实际培养为重点：接受和应对失望和挫折，甚至失败。老师会让学生知道：“ 世界不属于你，你也不是自己的法官。 ”有位从事数学教育的院士，他带博士生从不让学生做过于挑战的数学难题（数学难题攻而久之不破者居多，这样可能一辈子都毕不了业）。这个老师认为博士阶段，只是一个人研究生涯的开端，主张学生选择有一定难度的课题即可，如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才是重点。博士毕业后首先要安顿自己的生活，人有一生的时间去做高难度研究，造化如何看自己了。

　　作者曾去一个院史档案处查阅资料，负责档案管理的是一个历史学博士，书中这样描述：“ 她带了一大串钥匙，打开一道古老暗门，她领着我沿螺旋形的石阶往上移。台阶窄且陡。她拧亮灯说，毕竟是14世纪的老楼，石阶已松动，轻易不让上去，越少惊动越好。我掂量了她手中的钥匙串，足有好几斤重。最长一把，足有10多厘米。见我拍照，她说别拍钥匙。这些古钥匙，用了几百年，得保密。 ”……

　　这些“越少惊动越好”的古典建筑，这一大串14世纪的古钥匙，对这些古建筑和古钥匙的态度，牛津人为呵护这些人类遗存的文明，制定了相应的规仪，让人肃然。

　　当年在不知列宁背景的情况下，编号为A88740的列宁的阅览证却一直保存在大英图书馆里……

　　对历史和文明守护的自觉担当是牛津人精英意识里很自然的一部分，对规制的创建与遵从也应是精英们之所以是精英的佐证。

　　“ 午后的光，透过镂空石窗射进来。打在浅栗色的砂岩上，调成了蜜色。 ”……这是牛津莫德林学院的礼拜堂里一个寻常日子的瞬间。

　　蜜色的牛津，足够醇厚。

　　他们是最好的英国

　　牛津大学的学院制是灵魂，人们看重学院的出身，其次才是专业，至今各学院仍像一个个“部落”，以其独有的语言、传统、惯例，进行知识和智慧的角力。

　　人是社会观察中最重要的样本对象，在勾勒一个大致样貌的“牛津”时，各学院里个性的牛津人是书里最生动、最鲜活的部分。这些与牛津有关的牛津人，都让牛津，甚至英国有了不一样的生命意义。

　　这些人里既有英国的各任首相和政要，亦有名士、明星、学者、教授，精英的牛津人，甚至在为铭记一个普通花匠所作贡献而定制的花园座椅上，致辞的文字都如此的别致、真诚：“ 他侍奉学院的花园，如同侍奉他的信仰。 ”

　　精通古典学的怪咖罗宾院士，既享受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职，又可以坚持FT专栏写作长达47年不间断，同时还是一个辛勤、专业的有独到见地的花园园丁。穿着西服浇花：“ 手上有泥，精通古希腊文明 ”。

　　执着并能享受讲课的乐趣与罗宾院士年轻时收到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古典学讲师聘书后，一个老院士的约谈有关，老院士告诫他：虽然他的履历很漂亮，但是有件事学院并不欣赏，那就是年纪轻轻就有专著出版。讲师的职业是教书，是负责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写书不是讲师的主业。

　　长期自律的专栏写作，让罗宾可以享受口无遮拦、我行我素的观点表达（甚至因为其观点的惊世骇俗而引来轩然大波）；手里摆弄的园艺花木在他眼里则是和古典学灵性相通，专栏里也会有园艺的内容，看似写花花草草，实则是在写人、写世道：“ 上了年龄，就得学聪敏，不要太相信所谓的规则和原则。最好的园丁，是70岁的脑瓜，加上30岁精壮的身骨。 ”

　　怪咖，其实一点不怪。

　　已经去世的牛津人、毕业于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卫报》首席政治专栏作家雨果·杨，在世时一周撰写两篇政治时评专栏。同行对他的评价是：“ 他从不用他的写作取悦总编辑、报业主、政客或文官。他甚至不取悦他的读者。 ”去世前的48小时，时任首相布莱尔还在致电慰问雨果·杨，而雨果·杨的最后一篇稿件却依然是在批评布莱尔的施政问题。好恶分明的雨果·杨，可以在评论里犀利剖析，但他与权力和权力人却永远保持清醒和距离，同时还把政客和公众人物看作对等一方，公平、守约、一诺千金，严守游戏规则。

　　他会因为要了解政情内幕而时常与政要、法官、外交官午餐，午餐时从不当场失礼，进行文字记录或录音，会面后他会立刻根据记忆把谈话纲要整理出来，原汁原味地作为档案留存。经年累积三十年，这些档案和秘闻蔚为大观。遗嘱中雨果·杨特别要求遗嘱执行人：因为有君子约定，这个个人留存的历史秘档必须销毁，不得见天日。

　　去世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和英国新闻界同仁都觉得甚为可惜，决定就秘档处理，征询所有被记录的当事人的意见。结果，数百位仍在世的当事人，包括多位首相，均签字同意公开秘档，向雨果·杨致敬，这就是轰动英美政坛的《雨果·杨秘档》（Hugo Young Papers）（2008年出版）。

　　雨果·杨的曾经存在，让世人看到什么是做人的高度。

　　《牛津笔记》里还有这样的牛津人：

　　“Coca-Cola”在早年被译成拗口的“蝌蝌啃蜡”，是旅居英伦的华人文学艺术家蒋彝先生将它精彩地译成信达雅又朗朗上口的“可口可乐”，而蒋彝的域外“画记”系列，更是中国人诗书画一体的文雅荟萃，《牛津笔记》的书名对应蒋彝的《牛津画记》，想必应也是作者的一种致敬方式。

蒋彝的《牛津画记》

　　面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残缺”的复旦留英博士，发誓要先读完百科全书，再研究专业，节衣缩食也要买下每一册百科全书：“ 我们这代人，不懂音乐，不懂艺术，不懂植物学，不懂天文气象。知识人应有的基本常识，我们都缺乏。如果对这个世界没有最基本的了解与感知，如何做专业研究 ？”

　　那个毕生走在边缘的专栏作家，人生的日落时光，依然调皮如初；那个负责BBC配选片头和背景音乐的音乐家西蒙，在一家“伟大的机构”里默默服务……

　　“ 在英伦的日子里，我们珍藏了许多英国朋友。他们是最好的英国。 ”

　　“慢变”的英国与快进的“中国年代”

　　三十年间学习、工作、生活在中英两国之间的作者，同一个时空下，面对的一个是“慢变”的英国，一个是“快进”的中国，在不断的切换对比中，理解、恍惚、困惑、释然、犹疑，各种情绪夹杂。

　　“ 英国显然属于缓变型社会，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和知识界。 ”但“慢变”和“快进”，孰优孰劣，实是无法言尽。

　　“慢变”应该是源自根基的坚实和自信。作者通过考据得出的结论是：“ 对近现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制度安排，英国的出品最多。 ” 印象深刻的是书里介绍的“国家信托”（简称NT，国家名胜古迹信托基金），基本摘要如下：

　　这是个成立于1895年的全球最大的自然与建筑遗产保护组织。自20世纪初，英国议会分别于不同年代通过一系列法案（1907、1919、1937、1939、1953和1971）向其赋权，使其真正执行保护自然、环境和历史遗产的职责，特别是禁止售卖或抵押应永久保护的建筑和土地。按照章程规定，NT名下的所有建筑、山川、林地、河流、自然景观，必须严格保持其原有风格和用途，严防商业或地产资本侵蚀，并向会员与公众开放。

　　据统计100多年里，NT已拥有英国近1300公里海岸线，近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500多座历史建筑、古迹、城堡、自然保护区、私家花园、岛屿、荒原，还有将近100万件各类收藏，包括古董和艺术品。

　　作为全英最大的慈善和非政府组织，NT的运营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来自会员年费、门票、景点纪念品及餐饮。目前（应该是指2017年）NT账上有现金和金融投资12亿多英镑。NT会员的个人年票是64.8英镑，家庭年票（4人）114.6英磅，NT的终身会员则是1605英磅。会员可以自由出入任何英国的NT景点……

　　这样完整的、各维度的体系和制度设定及成熟完善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以现在人类的认知、眼界和操作能力，的确没有理由和能力去做更好的变化。

　　维持现状，是英国人的理想国，就像英式下午茶一样不可撼动。他们信奉印刷文明，坚持生活的恒定不变。英国人相信时间，相信自然的演化，也因此传统的英国人对新奇的新鲜事物大多拒斥。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例子就是：在彩色电视机问世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英国至少还有6000多个家庭购买黑白电视执照，而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就占了1300多个。

　　这种已带有保守固执意味的掩耳似的坚持“传统”，是不是有些荒诞？

　　在作者曾经供职的FT，英式语言风格的“ 硬核、清晰、严谨、机趣、幽默 ”今天也依然坚守以不变应万变，虽然作为每天刷新信息的媒体人他们也常常自黑自己是个过气的国家……

　　即便如此，在这样的“慢变”社会里难道就不认可中国的“快进”吗？作者在文字的闪回对应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和局部结论：

　　在一次爱丁堡大学演讲现场，作者向与会的当地的学者、商人、学生等各种背景的百余人进行调查，问有多少人使用微信，结果显示居然有六成人在使用微信。作者恍然：“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民间热衷东方的中国茶、丝绸、瓷器和皇家园林，现在轮到腾讯的微信。 ”……

　　2017年的一场牛津辩论社（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名声最大的辩论社，创立于1823年，也是政治家的历练之地）的辩题是：有关中国的海外影响力。最终正方取胜：“ 多数牛津人更乐于看到全球化的中国。 ”

　　这句话，今日读来，尤为唏嘘。

　　快进的“中国年代”，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走过来的人回首，弹指间，依然犹如梦境。

　　笔者和作者同在（甚至几乎同期的）复旦念过书，书里描绘的八十年代复旦“自由且无用”的岁月光阴与精神气质，也勾起了笔者的记忆：

　　3108阶梯教室里耀眼的灯光与层层叠叠的人头，聚焦闪烁的眼神里一个个被打开的新世界；

　　复旦诗人傅亮总是穿着米色英伦范风衣、高竖领口走上讲台（或舞台）诵诗的造型感，有如今天的墨镜之于王家卫，至于写了什么？诵了什么？其实不重要；

　　数学家苏步青老校长的“数不清”与校园里经常可见的缓缓行走的物理学家谢希德先生，同在共同的记忆中，那个由学者、科学家这样的真知识分子担任校长的年代还是让学子们倍感骄傲和任性；

　　拥挤的学生宿舍里邓丽君的歌声在单卡录音机里袅袅吟唱，柔软甜美地赢得所有人的喜爱；

　　周末食堂大厅里的交谊舞会上的男生女生们，亢奋与拘谨的神情同在脸上晃动，油腻的地面恰好让旋转的舞步有了行云流水的顺滑；

　　1984年相辉堂里里根总统的演讲，与当下今日世事的各种比对参照，仍被同学群里就各种细节和演讲内容的水准高低，津津乐道地回味着。

复旦记忆

复旦记忆

　　……但当年这些也只是象牙塔里的思想和精神的激荡与生涩青春的恣肆，那时的外面却是这样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2，中国大陆的人均GDP 250美元，台湾地区3225美元，是中国大陆的13倍，美国为39309美元，是中国大陆的157倍。

　　《牛津笔记》里作者书写对母校复旦的感受，除了情感的归属，似乎也试图在不经意间比较大学间的教育气质之不同。作者认为地处上海的复旦人“ 低调，相信专业主义，对仕途为官似乎兴趣缺乏。即便政治上有野心，身段还软、腼腆，不至于穷凶极恶。图书馆要占座，讲座总是爆满，文理之间亲密无间，即便那时根本没什么博雅教育。复旦人喜欢赶点时髦，但不到张扬的地步。 ”而对现已居于域外的复旦人：“ 美国知名大学大陆背景的终身教授中，复旦校友最多，至少说明复旦人的心思不那么活络。 ”

　　1986年为纪念香港即将回归，香港船王包玉刚奖学金设立（1987-1997），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计划，包玉刚家族斥资1400万英镑，中国政府1400万（当时的巨资），英国政府出资700万承担属地管理费。奖学金设定了三类留学身份：博士研究生、访问学者、高级访问学者，其中70%是科学、工程，25%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5%医学……

　　这样的数字和学科比例，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快进”的决心和阶段性战略布局可见一斑。

　　作为幸运地走出国门、西进求学的第一批人，作者坦陈三十年间同处两种语境和文化的复杂心绪：“ 没有邓小平打开国门，我们早被草草牺牲。我们的内心分裂而功利，贫穷的阴影，竞争的残酷，成名的驱动，我们在东西方的搅拌机里挣扎。我们潇洒宣告自己是自由灵魂，又难以摆脱狭隘民粹。我们缺乏定力，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中时而打架，时而调情。 ”

　　快进速度的“中国年代”里，作者能够在客场的位置全局观察：国人潜意识里常有冲动：“ 渴望世界为自己叫好 ”，但这种急于证明自己和表白的渴求有时会掩盖了“ 理性的、文化的、资本的、规划的 ”的清醒思考和判断，而这样的思考和判断恰恰正应存在于发展中的中国的方方面面。

　　书里有一个读了很让人觉得自己“浅见”的小例子：作者和家人一起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在法国艾菲尔铁塔下排队购票参观，队伍长达百余人。工作人员见到他们，走过来请他们一行免票并优先从特殊通道进去，轮椅上的母亲免票和不必排队，可以理解，随行家人推送随行也可以理解，但免票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心理上有“蹭票”之嫌。工作人员见了则进一步说明：为了鼓励残疾人能够更多地走到户外，更多地接触文化和艺术，政府对协助成行的家人、亲友均予以免票的奖励……

　　有关公众权益和利益的法案、条例的制定，是否做到深度、细致的研究和考量，很重要的一点衡量标准就是：尽力予所有人以尊严。

　　2008年中国的奥运会成功举办，在欢腾的天安门广场上，作者并没有直接进行采访，他注视着一个个欢快喜庆的中国人，感受到：

　　“ 家有喜事，每个人都希望体面、礼貌，做最好的自己，给外人留下美好印象。这种自发的友情与团结，也常在遭受灾难或危机后出现。来往的人流，似有约定，小心呵护着这份温情，生怕不小心，坏了一个好梦。”

　　是啊，与世界联接，与人类共情的那些日子……

　　小心呵护着，这份温情，这个好梦……

　　原标图：书评 | 赵从旻：当我们在谈论牛津时，到底在谈些什么——读《牛津笔记》

　　作者：赵从旻

责任编辑：娄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