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在艺术领域，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在巴黎交相辉映，各种创新艺术流派异彩纷呈，莫奈、塞尚、雷诺阿、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大师享誉国际，彼时的巴黎俨然已是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中国青年艺术家们赴法求学，冀望于学习西方代表“现代性”的艺术，以期打破中国传统艺术的瓶颈。他们开启了中国美术教育和艺术创新的崭新气象，成为后人敬仰的百年巨匠。

　　无论是林风眠、李金发、吴大羽、林文铮、徐悲鸿、潘玉良，还是刘海粟、汪亚尘、方君璧、常书鸿、郑可、曾竹韶、刘开渠等等，这些亲手塑造中国现代艺术面貌的大师，都曾是留学法国的艺术生。他们在中法、古今文化艺术的碰撞下，探索出了属于自己、属于时代、属于民族的艺术语言、风格与精神追求的新天地。

　　在这些人物中，最有代表性、对中国现代艺术的教育和创作面貌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主要是徐悲鸿和林风眠两位。他们分别侧重于学习欧洲的古典绘画艺术与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艺术，在与各自的中国艺术修养基础相结合的前提下，摸索出不同方向的中国现代艺术之路。

　　而卢浮宫几乎收藏了整部欧洲古典绘画史中的精髓。作为国立艺专的校长，徐悲鸿向全中国的艺术生所推崇的科学、理性的绘画精神与方法，可以说就直接来自这个收藏体系中所包含的各个历史时期、重要风格的一流大师们留给全人类的旷世杰作。

　　一部自文艺复兴以来、到现实主义为止的欧洲绘画艺术史，不仅仅是今天西方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重要营养。

1. 徐悲鸿生平

徐悲鸿

　　徐悲鸿 （1895-1953）是江苏宜兴人，从小便随父亲习画。年甫弱冠，东渡日本；翌年赴法，师事达仰；继入徐梁学院及巴黎国立美术学校。1921年游学德国，1927年归国，任中大艺术教授。1933年在巴黎画展，法政府选购十二幅，辟专室陈列。旋赴欧，在德、意及苏联举行画展。抗战后，屡在国内广州、长沙以及香港、印度、星洲等各地为救济祖国难民，举办画展。历任北京大学、桂林美术学院教授。后任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在绘画创作上，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写实作风。继承我国绘画优秀传统，吸取西画之长，创造自己独特风格。长于国画、油画、尤擅素描。他的著名油画有《徯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最为所重。画马为世所称，笔力雄健，气魄恢宏，布避设色，均有新意。1952年病中，曾将自己一生创作和全部珍藏，捐献国家。平生积极从事美术教育事业，为中国美术事业发展，鞠躬尽瘁，培育不了少优秀人才。1953年卒于北京，年仅五十九岁，就其寓所改建徐悲鸿纪念馆。

　　2. 卢浮宫的艺术洗礼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徐悲鸿收到了公派留学的通知。1919年1月1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为徐悲鸿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大画家、画论研究专家陈师曾这样说：“希望徐悲鸿此去沟通中外，能成为世界著名的画家。”随后，《申报》也对徐悲鸿做了报道，消息说：“徐悲鸿为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

　　徐悲鸿来到法国这个艺术之都后，他就一头扎进了卢浮宫，在这儿，看到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拉斐尔的《圣母》等经典名作，他对这些大师的绘画技巧惊叹不已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艺术造诣的不足，而感到了深深的愧欠和不安。徐悲鸿在国内没有受过系统的绘画专业训练，故此，他来到巴黎朱利安学院，准备从最基础的素描ABC开始习起。

　　1918年，徐悲鸿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发表了一篇演讲——中国画改良的方法，他说：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颓败了，而颓败的原因就是守旧。想要改良，须要：“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

　　可是刚学画素描，徐悲鸿就感觉很不习惯，中国画写意的技巧和西洋画写实的要求，完全就是两回事。他为了尽快入门，首先去博物馆看提香、大卫、达仰等大师们的作品，研究西洋的画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徐悲鸿西洋画的技法大进，更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68岁、法国当时最著名的大画家达仰。

　　达仰·布弗莱（1852-1929）是当选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中最年轻的艺术家之一。1900年10月27日，他又当选为法兰西美术学院院士，因而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极其重要的艺术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也很出名。他的工作室在巴黎美术界享有盛誉，在这个工作室中，他不遗余力地提携与指导年轻的天才画家们。1920年，中国画家徐悲鸿（1895-1953）进入达仰的工作室学习，对后来的中国现代艺术变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徐悲鸿回到巴黎后，以油画《老妇》，第一次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再谒达仰，陈述学习虽无懈怠，但进步很少。达仰说：“人须有受苦的习惯，求学也一样……未历苦境的人往往缺乏宏大的志愿。最大的作家多是毅力最强的人，所以能达到很高的成就，为人类申诉。”达仰要徐悲鸿进一步精绘素描，油画人体时认真作分部研究、务必体会精微，不要追求爽利夺目的笔触。

油画《老妇》

　　3.  林风眠与徐悲鸿的对比

　　同为留法艺术生出身，同为20世纪中国国立艺术专科院校的校长，林风眠与徐悲鸿的教育思想却不尽相同，林更看重艺术的社会美育教化价值，徐则寄希望于以写实主义复兴中国画的传统。

林风眠

　　林风眠提倡艺术运动。他认为：“艺术运动有两个很重要：一是社会艺术事业，如建筑美术馆及大规模的展览会，使社会各方而能得到接近艺术的机会，艺术亦能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促成一种新的倾向；一是艺术教育，如建立学校以培养艺术上的创作人材，产生丰富的作品，使社会艺术事业有基础。 ”而“艺术运动如果想很快地发生一点作用，国立的艺术教育机关是必须有的，国办的大规模艺术展览会之类，亦是必须有的！ ”

　　在林风眠所倡导的艺术运动中，学校美术教育是艺术运动的一部分，它是社会艺术事业的基础，为社会艺术事业提供丰富的人才和作品。学校美术教育，是培养创造人才发展社会艺术事业的基地。学校美术教育和社会艺术事业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艺术运动发展，最终以实现艺术社会化，达到“艺术救国”的理想。

　　而徐悲鸿有关艺术的社会教化作用谈及并不多，他对艺术的社会功用的理解，也仅限于“成教化，助人伦”一类的传统说法，和希望通过艺术的发展来提高国家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林风眠相比，他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徐悲鸿所不满更多在于中国传统绘画自身，所以他把目光聚焦在改造中国传统绘画的使命中。

　　对于中国艺术的现状，他在《复兴中国艺术运动》一文中指出：“检讨吾人目前艺术之现状，真是惨不可言。”对此现状他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说道：“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黯无光采。起而代之者，将为吾敌国之日本人在世界上代表东方艺术！ 诸位想想，倘不幸果如此，我们将何颜面以对祖宗。”基于此，他把复兴艺术的重任当成自己的责任，“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恢复中国的传统，并创造新的、现代题材的作品”，这是徐悲鸿改革中国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如何恢复中国的传统呢？ 他在《中国画改良论》中阐述了复兴中国绘画的中心思想：“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 之。 ”从他一系列对中外绘画的评论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佳者即唐宋绘画，不佳者即明清绘画，西画可采者为古典写实主义，不可采入者乃是印象派以来的“学士派”。 “吾个人对于目前中国艺术之颓败，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吾中国他日新派之成立， 必赖吾国固有之古典主义，如画则尚意境，精勾勒等技”。这里的“吾国固有之 古典主义”与上文的“古典主义”是一个意思，实际上指的就是有写实特征的古典主义。唐宋绘画“师法自然”的严格求实态度和求真精神，是徐悲鸿所大力提倡和推举的，也是他一直想复兴的。1947年的《世界艺术之没落与中国艺术之复兴》说：“我们在艺术方面倘能恢复到汉唐末全盛时代的水准，以及他们的造诣，就算不错，所以我提 到中国艺术之复兴。”徐悲鸿认为不仅要复兴中国传统的写实精神，而且要推陈出新，因而需要借鉴西方绘画中 的写实主义的艺术。

徐悲鸿《八骏图》

　　徐悲鸿意识到要复兴中国绘画，仅凭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和林风眠一样，他对艺术家肩负的责任抱以深切的期望。“艺术家即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是充实国力了”。中国美术要振兴，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培养出中国美术的得力接班人， 必须按艺术规律和成材规律脚踏实地地把艺术 青年培养成为具有真本领、真功夫的过硬人才。如果希望中国艺术达到如唐代的昌盛，第一需要有一群有大智慧的有志之士，如曹霸、王维、吴道子、阎立本一类的人物，肯以全力完成他们的学术，在给他们一些发展其抱负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作品。而学校的功用，在徐悲鸿看来，是给“一般愿投身艺术工作者得充分启发其才智如种五谷，使其能充分成熟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徐悲鸿进行美术教育的出发点是为了给“有智慧而有 志之士”提供一个可以充分启发其才能进而成熟的地方，这是复兴中国绘画第一需要的。对于学校孕育之地作用的发挥，他认为必须有“光明的途径”，如若“仍走黑暗的道路。。。。。。则必将使可造之才，斫丧而成废料，其祸比较无学校为尤大”。这个“光明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推行写实主义为核心的学校美术教育，培养具有扎实写实基础，富有创造性的新一代艺术家，给中国画坛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徐悲鸿一生所追求和致力奋斗的目标。

　　这也是深深植根于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期间，所接受的严格、系统的欧洲古典主义绘画教育。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恐怕没有哪位欧洲艺术大师曾想到过，未来有一天，他们的艺术创作、理论体系、技法和材料等等，会成为远东地区古老的绘画艺术得以重新焕发时代活力、“复古更新”的重要媒材。

责任编辑：胡顺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