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丨著名的《永乐大典》，怎么会从一万多本丢到只剩下几十本？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

　　兼及释道欠精核，久阅沧桑惜弗全。

　　——清·乾隆帝

　　散佚之始

　　《永乐大典》的成书，固然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但在明清皇权社会里，这部“搜罗尽天下之书，纂校尽廷臣之力”的“奥典”，一直为皇家垄断，成为其炫耀“文治”、御而不用的装饰品。

　　明嘉靖末年，明世宗下令重录《永乐大典》，至隆庆元年（1567）完成，于是，《永乐大典》遂分正副两种：原本为正本，重抄本为副本。自此以后，《永乐大典》正本未有一页存留人间，而且嘉靖后几乎找不到有关正本下落的任何可靠记载，《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就成了一个谜。

　　皇史宬也称表章库，嘉靖十五年（1536）7月建成，地处北京天安门东、南池子大街南口，是明清两代皇家档案馆，《永乐大典》副本起初就存放在此处

　　皇史宬内景“石室金匮”。皇史宬主殿殿门5洞，均为两重，墙身用特制磨砖砌成，厚达5米，主殿及其内木柜是史书上记载的“石室金匮”典范

　　但毕竟还有重抄的副本在。顺治十年（1653），在内翰林秘书院任职的陈爌受命整理宫中藏书。他在《请购遗书疏》就提道：“惟《永乐大典》一书，藏于皇史宬者，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如果此言不虚的话，就意味着直到当时，《永乐大典》仍旧保存完好，尚未缺失一卷。

　　可惜好景不长，康熙三十二年（1693），徐乾学为《续编珠》作序时提到道：“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不论“佚失”是不是发生在明清“鼎革”时，康熙年间的《永乐大典》肯定已经有了缺失。尽管如此，皇史宬藏书条件优越，清廷又“设旗员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严密”，的确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永乐大典》存储地。只是，雍正帝上台后，急欲在各个方面表现对“父皇（康熙帝）”的孝心，证明自己得位的合法性。结果，皇史宬需要恭藏《圣祖仁皇帝实录》，空间不足，竟将《永乐大典》搬走，移贮翰林院。

　　乾隆九年（1744），经重修后的翰林院。此画原为故宫内部壁画，现藏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清雍正年间，《永乐大典》自皇史宬被移至翰林院保藏

　　翰林院里行走官员众多，其管理远不如皇史宬严格。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下诏校辑《永乐大典》。大学士刘统勋上奏乾隆帝：“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存在库者，共九千余本，较原目数已悬殊。”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十七日再次清点时，实存则为9881册（不包括目录60册）。按《永乐大典》原有11095册，即已佚去1154册，占全书的1/10强。

　　鉴于其时《大典》已遗失不少，乾隆遂下旨对遗失《大典》展开查找。有人猜测，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时，总裁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查阅《永乐大典》，残缺部分可能尚留在他们家中（徐乾学就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乾隆帝遂下令“各本籍地方官，令向各家一为访问，倘果有其书，无论本数多寡，即为缴出送京”。不过，在乾隆眼中，搜集散落民间的《永乐大典》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于是在旨意最后又补了一句，“此并非特交查办事件，只须随便覆奏”。

　　结果可想而知，此次调查工作毫无收获，就连一本佚失的《永乐大典》也不曾找到。结果，清廷着手修撰《四库全书》时，就不得不面对《永乐大典》只存9/10的现实。

　　黄金岁月

　　不过，从修撰《四库全书》开始，《永乐大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到朝廷的重视，保存情况也相当理想。大约是因为四库馆臣在《永乐大典》里的辑佚工作成果斐然，乾隆帝对《永乐大典》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将其看作“人间未有之书”了。这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的《永乐大典》失而复得事件里就看得非常清楚。

　　六月十三日晚上，负责编纂《考古质疑》《坦斋通编》两书的纂修黄寿龄上班时候来不及完成工作，担心延误进度，于是将《永乐大典》原本6册放在包裹里带走，准备到家里开个夜车赶工。谁知道，走到米市胡同的时候，黄寿龄却突然感到腹痛难忍，等到腹泻缓解后回来一看，包裹里的《永乐大典》已经不翼而飞。

　　这是件大事，无可隐瞒，很快上达天听。乾隆帝的反应可以用气急败坏来形容。在他看来，朝廷为这些儒臣修书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每日备有桌饭，各员饱食办公，尽一日之长，在馆校勘”，根本不需要回去加班干活“焚膏继晷”。而且，管理制度这么严格，“馆中设有提调人员，稽查乃其专责”。现在黄寿龄携书外出，“若曾经告知提调，即当与之同科；或纂修私自携归，该提调亦难辞失察之咎”。其实这件事的确是黄寿龄自说自话，他当天加班到很晚，走的时候的确没告诉其他人。但龙颜震怒之下，无辜之人亦受池鱼之殃，遭受无妄之灾。

　　仍旧意难平的乾隆甚至迁怒“在馆之总裁”，认为他们“朝夕共事，亦不应漫无觉察若此”。这段话吓得六阿哥多罗质郡王臣永瑢“跪读之下，不胜惭悚”，“臣等实无可以回奏之语，惟有仰恳天恩，将臣等交部议处”。

　　黄寿龄一念之差，引来一场轩然大波。在乾隆帝的巨大压力下，步军统领英廉派出“旗营员弁番役人等，严缉务获”，却一无所获。谁知，时隔一个月后，6本《永乐大典》又自己出现在御河桥河沿上。乾隆帝分析，盗贼得到《永乐大典》后，总归要到书肆及收买废纸等处售卖出售。但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书商纸铺知道《永乐大典》是宫内之物，谁敢收购。盗贼既无法出手，“亦知缉捕严紧，不敢存留”，索性半夜里到御河边扔掉了“烫手山芋”，以免祸及自身。

　　虽然盗贼始终不曾找到，令乾隆帝耿耿于怀，但6本《永乐大典》终究“既经检获，不至缺少，固属甚好”。险些惹出大祸的黄寿龄因此也只受到罚俸三年的处分，算是差强人意。另外，作为善后措施之一，四库全书馆准备进一步加强对《永乐大典》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永乐大典》丢失的机会自然减少了。

　　只不过，这种局面并没能延续太长时间。

　　清嘉庆时期翰林院，1805年，插画，出自《唐土名胜图会》，冈田玉山等编绘。清代的翰林院坐落在今北京东长安街路南公安部院，与其一街之隔便是《北京条约》后形成的列强使馆区（东交民巷）

　　监守自盗

　　《永乐大典》在近代的厄运，是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在这场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兵燹之灾里，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似乎也未幸免。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第二年（1861）七月，翁同龢在翰林院敬一亭见到《永乐大典》。敬一亭一共布置了12个书架，可是 “在架者不及架之半”。按乾隆年间尚存9800余册估算，翁同龢所看到的已不及5000册。在不长的时间里，《永乐大典》已只剩其半。从时间推断，侵占北京的英法联军应难逃干系。不过，缪荃孙在《〈永乐大典〉考》里却认为，“咸丰庚申（1860）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永乐大典》）遂渐渐遗失。”按照这种说法，《大典》散佚的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利欲熏心的官吏监守自盗。

　　《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巨帙，不易拿走。可是翰林院里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却极为巧妙。藏书家刘声木为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他在《苌楚斋随笔》中记载，翰林院的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晚上离院时，此人把棉袍穿在身上，却把两本书包入包袱里。看守人员见到此人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大小一样的包袱而去，便丝毫不起疑心。晚清的藏书家萧穆在《敬孚类稿》卷九《书记·记〈永乐大典〉》也有类似的说法。缪荃孙也说，盗取《永乐大典》，以两本最为合适，再多即易为人察觉。

　　从这些几乎一致的说法可以看出，就算翰林学士们采取“障眼法”偷书，在翰林院典守的官员、役夫们也不可能毫无觉察。毕竟“凡此皆其当日在翰院中所见所闻者”，可见典守的官员、役夫们早就发现翰林学士们盗书的秘密。之所以这些人能够肆无忌惮地盗取《永乐大典》而不被“人赃俱获”，关键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永乐大典》早已沦为一块“肥肉”。不仅翰林们盗取，典守者自己也盗取，只不过他们没有像翰林学士们那样用一块包袱来遮羞，而是采取了更加“赤裸裸”的手段。共同的利益驱使他们和翰林们达成默契：彼此相安，井水不犯河水。正是在这种“默契”中，巨量的《永乐大典》无声无息地从翰林院里消失了。

　　这些被盗的《永乐大典》去哪儿了呢？这就要提到缪荃孙所说的那句“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了。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清代的翰林院坐落在今天北京东长安街路南公安部院，与其一街之隔便是《北京条约》（1860）后形成的列强使馆区（东交民巷）。那些“雅贼”们偷到《永乐大典》后，多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就近销赃，卖给他们的洋主顾。故而当时相传，从翰林院里“不翼而飞”的《永乐大典》大多被英国人劫往伦敦。故而日后黄遵宪出使英国担任外交官时，王颂蔚（蔡元培的老师）临别赠诗一首《送黄公度随使英法》：“《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岩伏。颇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他在这首诗的注里还说，“《大典》今存翰林院者”，“传闻英人购去，储博物院。”在这首诗里，王颂蔚就揣测伦敦藏有《永乐大典》“稿尚盈两屋”，希望黄公度出使英法期间，能够搜求《永乐大典》回国。但也有人查阅《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中国书籍绘画目录》（1877）后发现此书未收录《永乐大典》，而《英国博物院图书馆中国书籍钞本目录补编》（1903）也只收《永乐大典》一册。或许大量的《永乐大典》就在交易乃至运往英国的途中散佚了。

　　急转直下

　　晚清时期，从翰林院流出的《永乐大典》还有另外一个渠道，也就是售于北京各古旧书肆或落入嗜古官员、文人、学者的私藏。在这方面，与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之撰并称“四大公车”的文廷式就是一个典型。不过，公平地说，文廷式到底不像他的那些不肖子孙，将《永乐大典》出售“变现”。此公虽窃、读《永乐大典》，倒是做出一番于学术有益的工作。他在整理和利用《永乐大典》的材料时，秉承中国史学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辑佚出来的书都注明出处。其《永乐大典辑佚书》虽大部分只片段辑出，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于认识书的大致内容仍有很大作用，许多书还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只不过，功过不能相抵，在《永乐大典》的流失方面，文廷式毕竟是有责任的。

　　更多的人物，虽无文廷式之学问，对占据《永乐大典》的贪欲却不遑多让。当然，这些官员、文人、学者家中蓄有的《永乐大典》，不一定是梁上君子送来之物，也可能是通过别的渠道罗致的。但无论如何，猖獗的盗卖，已使《永乐大典》如纷飞的劳燕，一旦离巢（翰林院），便杳然无踪了。

　　于是乎，光绪年间，《永乐大典》从翰林院散佚的速度，简直快得令人吃惊。光绪元年（1875），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尚有不足5000册。到光绪十一年（1885），“《永乐大典》今存于翰林院者仅八百余册”。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1872-1949）。光绪十八年（1892），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里记载，当时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存八百七十册”

　　庚子劫难

　　本已在翰林院里命悬一线的《永乐大典》，在庚子年（1900）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里又遭到致命打击。1900年6月23日，位于英使馆北方的翰林院在战乱中起火。

　　“一场顽强的战斗持续到傍晚，那时火焰才被扑灭下去。但在未扑灭之前，构成翰林院四分之三以上房屋的庙宇、考场、藏书室等已被焚毁。”

　　在这场浩劫里，翰林院所藏书籍，包括《四库全书》的底本，大多遭到焚毁或被随意抛弃损毁。残存的《永乐大典》也难逃厄运。按照英国人为自己贴金的说法：

　　“我们下命令尽可能抢救翰林院中的宝贵书籍”，“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受有严令，逼其作事……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

　　但实际上，《永乐大典》显然是当时许多人乘机盗窃的主要对象。英使馆官员翟兰思（Lancelot Giles）在《使馆被围日记》中就记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就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收藏。田仲一成也在《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里写道：“世界最古老的翰林院图书馆也烧落了……此时，服部宇之吉看到几百册《永乐大典》积累在书架上……莫理循（时任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立刻跟日本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狩野直喜博士、东京每日报纸特派员古城贞吉等一起奔驰到翰林院书架，各自带着几本搬到英国公使馆。”不消说，这些人各自带走的《永乐大典》，应大多归了自己所有。

　　除任意劫掠外，帝国主义侵略军对《永乐大典》的毁弃和糟践也令人发指。蒋芷侪在《都门识小录》载：“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物。”此外，侵略军还用《永乐大典》来构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

　　《永乐大典》“诗”字册第782卷至784卷内页上的水泡痕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1900年后，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大部毁于战火，另有一部分被抢劫而去，剩下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永乐大典》在暗偷明抢、巧取豪夺下，几乎丧失殆尽。最后只剩下区区64册《永乐大典》，为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迄未办理。到清帝逊位，民国肇造后，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永乐大典》运载到部，留下4册，庋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后来这4册也拨归了京师图书馆），其余的60册，派专差送往京师图书馆，嘱京师图书馆妥为整理储藏。这64册也成为民国政府从昔日皇皇11095册《永乐大典》继承到的最后孑余。可以说，正是晚清以来的内忧外患，才使得《永乐大典》屡遭劫难。而《永乐大典》的悲惨命运，也成为晚清时期国势日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