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获悉,昨天(12月7日),北京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最新成果公布。此次发掘是在45年前的基础上,对琉璃河遗址M1901(原IIM253)与M1903(原IIM251)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再次发掘,收获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新出土的铜簋格外引人瞩目,它与40多年前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圉簋纹饰相同,或将“配成一对”。
据悉,本次考古工作,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是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燕国的初都所在地,也是北京地区西周考古中发现的一处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同时并存的遗址,为北京城的发源地。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
20世纪40年代,琉璃河遗址被发现。琉璃河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了城址,还发掘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琉璃河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今年新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它也是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十四五”时期的大遗址之一,在北京市考古遗址公园的点位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西周大墓重启 弥补此前遗憾
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俗称牛头鬲),1974年,两座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人们的视野,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由此揭开。
当年由于地下水位高,两座墓葬没有发掘完整。2021年,为高质量地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强遗址展示水平,对M1901(原IIM253)与M1903(原IIM251)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了再次发掘。
本次发掘中,M1901新出土的铜簋可谓意外之喜。据介绍,其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令人惊叹。铜簋是做什么用的呢?它使用的簋字与北京著名的“簋街”相同,均是“饮食”之意,铜簋也就是饭食器。在遗址展示现场,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展示了新出土铜簋的器盖,器盖内刻有铭文,器内铭文则为“白(伯)鱼作宝尊彝”,而器内底铭文为“王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
为什么器盖和器内铭文不一致呢?王晶解释,这可能是因为这件铜簋和40年前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圉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弄混了,并且一错就是3000年,时隔40余年,两器重聚首。
根据首都博物馆资料记载,圉簋断代时间为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公元前10世纪中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其器身与方形底座饰有精美的兽面纹、夔纹。器盖内壁有铭文“王 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 彝”,器底铭文曰“伯鱼作宝 彝”。铭文记载了贵族“圉”在周王的典礼上获赐贝币,铸簋为念。王晶分析说,新出土的铜簋与早前出土的圉簋样子基本一样,也有精美的兽面纹,极有可能和圉簋是一个人所铸造,并且是一对,极其珍贵。
新出土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镂空有銎铜戈,纹饰精美、细节丰富,均为首次发现,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
这一批出土文物中,镂空有銎铜戈非常精美,其样子又不是燕地本土的形式,应该是中国其他地区的“舶来品”,非常有特色。据王晶介绍,这几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兵器,多处可见折断的铜戈等兵器。“这并非是考古工作所致,而是墓葬的一种‘毁兵’现象。所谓‘毁兵’葬俗,是指随葬的戈、矛、剑等铜兵器在殉葬时被人为地损坏。一般认为,这主要是避免兵器给墓主人带来伤害。”
此外,M1903出土了多件漆器,可辨识者有三角纹簋、豆等。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方法精准发掘 提供丰富考古材料
本次发掘在45年前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的发掘。新发现的M1902号墓发现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
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制,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1/2清理,重点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城址区发掘西周晚期房址3处,说明琉璃河遗址在西周晚期仍有密集的人类活动现象。它们与西周早期大型房址,共同组成西周各类型房址的丰富材料,对了解城内聚落的形态、城市布局和建筑建造技术提供了资料。
文保全程参与 科技考古助力
自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web-GIS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并摄像记录了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
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全程参与考古发掘工作,针对不同材质遗物进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对木杆、席痕、朱砂、织物等有机类文物,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发泡剂等,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后,迅速置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和保护修复。
生业与技术,是了解当时经济形态的主要方面。考古人员同步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和测年、同位素分析工作,让科技考古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引擎。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年之际,琉璃河遗址荣列“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十四五”时期的大遗址之一,在北京市考古遗址公园的点位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次考古工作,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是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出的北京答卷。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馆院原院长单霁翔认为,琉璃河考古的成果,有利于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燕国,有利于揭示京津冀一体化的文化渊源,有利于体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将加快推动房山区文旅融合,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金名片,对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起到强大的考古支撑作用。
遗迹形制新发现 聚落结构新认识
2019年-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8家单位,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了考古工作。共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其中,曾出土堇鼎、伯矩鬲的西周墓葬的重启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此次发掘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抽样勘探面积45万㎡。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成果体现在《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中,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遗迹形制有新发现。确定了两种墓葬类型: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最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包括城南区域,说明西周燕都“穿井治城”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大型水井的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很高。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聚落结构有新认识。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就近埋葬的情况。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文综合自北京文物局素材及《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相关报道)
原标题:北京琉璃河遗址又有重大发现,出土西周铜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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