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文化阿来《云中记》好书分享会全程实录

　　时间：2019年11月2日

　　地点：上海机遇中心

　　[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由新浪文化与洋河股份梦之蓝书社联合举办的新浪好书分享会阿来老师《云中记》专场，我是主持人星子。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阅读趋向碎片化的今天，这个下午我们有幸和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老师一起，静下心来，进行一场关于文学，关于死亡、人性、生命和自然的慢思考。希望大家享受这一下午明朗而深厚的慢时光。

　　首先，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莅临此次读书会的嘉宾和领导。他们是：本场重磅嘉宾，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云中记》作者阿来老师，新浪网市场部总经理岳才勇以及洋河贸易对外联络处处长刘聪聪。掌声欢迎！也再次感谢洋河股份对本次读书会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是阿来老师《云中记》专场，提到阿来老师，莫言先生说，如果世界文学是一个百花园，那阿来的创作就是其中具有特色引人注目的一朵。是的，他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型写作者，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对世界本身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他做过小学老师，当过科幻杂志主编，是诗人散文家，是小说家，也操刀电影电视编剧。现在正热映的电影《攀登者》，也是阿来老师的编剧作品。

　　阿来老师曾调侃自己产量不高，但我们看到他每一本书的写作，都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和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可能酝酿、沉淀3年、6年甚至更久，直到情感喷薄而出，才有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说《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等等优秀作品。

　　今天我们好书分享会的主角，这本《云中记》，阿来老师酝酿了十年，背景是十一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有文学评论者说，相较于展示苦难的即时性写作，文学的意义更在于其审美与救赎功能。只有当写作者与苦难拉开足够的时空距离，才能不沉湎于灾难，以更广阔的视野，呈现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

　　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阿来老师上台，为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文学的审美与力量》，回顾《云中记》背后的创作源起，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发现文字、故事和人性的力量。

　　[阿来主题演讲]

　　阿来老师将汶川地震这份深重且悲怆的公共记忆书写地直抵人心，他回忆当初仍觉沉重，“有很多人家庭破碎了要重组，有些人他们失去了孩子，两个、三个，有些都上高中了，有些刚上幼儿园，那么又怎么来弥补这些伤痕？这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当然对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沉甸甸的记忆。”

　　面对地震这样厚重的主题，阿来老师酝酿了十年，直到去年才开始下笔创作《云中记》。他对于2018年“512地震”十周年纪念日记忆深刻，“那个时间一到全城汽车都会停下来，民防公司会拉汽笛，汽车停下来按喇叭，那天我正在家里坐着，也跟十年前地震发生的时候一样，同一张桌子，同一个椅子。我不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但我突然之间就泪流满面。”

　　阿来提到创作地震题材的作品的原因之一，就是文学区别于电视电影，区别于摄影，区别于舞台剧，它的方式不是用形象展示，而是语言。他认为区分人类文明与其他的，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里头除了传达知识、传达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艺术感觉，美的感觉的生成是依靠语言的。

　　在提到文学审美时，阿来说古代文人会跟自然界当中突然达成一种物我两忘的景象，物我两契，这个时候自然之美当中也融汇了情感之美，两者相容相映。他举例杜甫传达美，传达情感都是借自然之物表达，所以叫做“国破山河在，城村草木深”，还有“感时花溅泪，狠别鸟惊心”，这就是一种审美。

　　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追求文字中更深刻的诗意，更深刻的象征，这是我们从诗经时代开始一路传承，一路发扬的文学力量。

　　[访谈环节]

　　主持人：阿来老师在扉页中提到了感谢莫扎特，为什么要感谢莫扎特？

　　阿来：地震后在映秀的第四天，我在车上突然翻到莫扎特的《安魂曲》，没有忍住很小声放了出来。然后看见天上星星出来了，我就觉得确实有一点好像那些人就不是埋在地上，是在上升，是在变成天空里什么东西。我们讲科学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在那样一个场景当中，我们抱有对死亡内心的这样的想象，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巨大的安慰，那种死亡就不显得那么残酷，变得可以接受。

　　我想每个人心灵当中都有那种纯洁的闪闪发光的东西，但是不管地用物质欲望污染，如果将来我要写一定要用莫扎特的方式写，所以这是我留下的意义，当然我不可能用音乐，莫扎特用的是音符，我要用最纯粹的文字，最善意的，最美丽的文字来写。

　　主持人：如何把握真实与虚构，煽情与克制这样一个点，您在《云中记》里是怎么样的把握和呈现？

　　阿来：这个说点有点太科学化了，因为科学的方式就是量化的感觉，我更多是感觉，当然它肯定有一个平衡节制。在宣叙的过程当中要节制，哀伤过程当中，就像《安魂曲》一样，要有希望，要有看到那种哀伤对活着的人的心里，跟对他们心里的净化。这个尺寸很难把握，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我们在说一个文学家或者艺术家天分的时候，因为可能他的天分就是表现在这样一些地方。

　　主持人：刚刚我们对这本书一直在聊一个点叫死亡，但其实您这本书里更多的也体现了一种历史和当下的关切。我就看到会有一些书评说，这本书其实还有一条线，在隐约地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消逝，对于这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

　　阿来：今天我们好像都奔着新东西去，当然我们同时又假装有点怀旧。但说老实话，旧的东西必然是会消逝的，不然怎么会有新东西，如果旧东西老不消失，这个地球也有限，所以不要说旧就好。我们虽然写到旧的东西，但是要写一种生活，必然要写到旧的东西是如何消失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对旧的东西恋恋不忘。所以人还是往前走，因为人就是往前走的结果。

　　最值得传承的东西都在书里，过去修房子的方式，现在不住那种房子了，但是精神的、情感的、审美的这些东西，刚好从古到今，从《诗经》、《尚书》、《左传》、《论语》传下来那些东西，里头确实有一些不应该忘记，积累的是真正审美文明经验的那些东西。

　　主持人：我们的《云中记》将来有没有可能搬上大荧幕？或者您对于文协作品商业化尝试会有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们对商业化有一个比较狭隘的理解，商业化就一定是不那么审美了，不那么有力量。其实这就代表了我们现在对商业化的，其实非常狭隘的浅薄的那种理解，人的精神需求多方面的，人也有高尚的需求。

　　《攀登者》就是出于商业考虑，他们在我原剧本上加了太多的爱情戏，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读者低俗要求去的，结果观众没有那么低俗，说登山就登山，老谈恋爱干什么。

　　[现场观众互动]

　　观众：与您之前写作相比，《云中记》题材相对其他的书籍来说有特殊性，写这本书和其他书对比有什么不同？

　　阿来：其实每一本书都不同，我并不是写过很多书的人，包括《云中记》在内，这是我的第四本长篇小说，《空山》是关于一个村镇历史，《格萨尔王》回到了古典神话。其实每一本书题材都有变化，而且更重要的不是题材，是题材变化以后写作方式，不同的故事会要求一个不同的讲述方式。

　　为什么说作家需要创新，包括在形式上的创新，形式上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只有用这样一种特殊讲法才能把故事中潜藏的，那些我们需要挖掘的因素彰显出来。

　　观众：文学对民族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尘埃落定》可能局限于一个在藏族的文化，今天的《云中记》是一个灾难，灾难是不分民族的。

　　阿来：可能是中国特殊的语境，我们特别喜欢说国家、民族这样一些大概念，当然对，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所要融入的团体的概念，民族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可能具体写作过程当中，我同时又对这些概念有点警惕，首先我们是一个一个的人，如果我们一上来就想表达国家跟民族，尤其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表达是很难，上海跟西藏完全是两个天地，甚至它可能跟欧洲、德国跟法国之间的差异还大。

　　作家总是从基本的事实出发，很多时候其实是需要具体操作过程当中，先暂时把这样一些大概念忘掉。因为一切建设都是从自己、从局部、从个别的地方开始，只有这个建设达到一定层面，你才发现，原来他跟更大的东西会连在一起，这个时候家国概念会自然产生。

　　观众：现在的文化非常倾向于短频快，我还是非常喜欢严肃文学。我读了很多严肃文学之后发现很多共同点，不管对于时代背景描写，还是小人物描写底色都是乡愁，一个人一定从一片土地走出来的，身上带有这片土地影子。现在城市流动这么频繁，每个人很难说出自己的故乡，只能说出自己故乡是城市，就引申出了一种城市文学，您认为城市文学接下来将迎来怎么样的发展？

　　阿来：中国过去读乡村，因为中国确实没有太发达的城市，这个是地理环境决定。昨天下午我还在跟一帮法国人在一起，他们说到乡村文学就很陌生，大家想想巴尔扎克写的是城市，没写农村，而且跟我们隔了一百年以上了。左拉写的什么，雨果写的什么，都是写的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巴黎的生活。城市文学随着世界文学发展早就有了，马克吐温写的纽约生活，为什么菲兹杰拉德写出来《了不起的盖茨比》，所以其实还是对文学本质的理解。

　　严肃文学或者说主流吧，它的本质是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