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3日，我再次回到了阔别40年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尽管在过去几年里，我也曾受邀回到母校做演讲，但这一次返校意义非凡。整个校园就像是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为的是欢迎一批特殊的学子远游归来——哈工大77级、78级入学40周年纪念大会即将召开。

　　77级、78级，就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我也幸运地成为在大时代巨变中被抛入另一条洪流的人。

　　当我们这群堪称“奇葩”的两届1000多位学子终于有机会相聚在母校回首往事时，并没有像其它同学聚会那样，彼此白发苍苍，埋怨岁月无情，而是在感慨，我们所经历的40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经济生活大发展的40年。1978年，中国的GDP是3679亿元，到2017年，中国的GDP已超过82万亿元，增长了220倍。我的天！别说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企业能够做到连续增长40年、营业额增长220倍也没有过，更别说这是一个超过10亿人的国家所创造的奇迹！这就像登山，今天回眸一望，原来群山已在脚下，曾经经历的一切已如野花盛开在四野，这种感觉真是相当地震撼。

　　紧接着，另一个话题就出来了——这4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是一块土地、同是一群人，是什么让奇迹发生？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来的惊人变化，给我们这一代人的职业生涯带来了逐浪而起的机会，反过来，这一代人又是这一巨变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应对变化、拥抱变化、创造变化，几乎就是这40年我的人生主题。

　　一个人事业的“半径”有多大，决定了你的人生影响力有多大。而这一“半径”，往往是你的视野和雄心决定的。西方人常说“Push the envelope”，也就是跳出舒适区，挑战你的极限。舞台大了，你的机会自然就多了。在过去的40年里，有那么几个“跳跃时刻”，使得我的人生之路就此出现了极大的不同。

　　第一个人生的跳跃时刻，无疑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哈工大。第二个，应该说是1995年选择回国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国刚刚成为一种潮流，一部《北京人在纽约》风靡大街小巷，我却做出这个逆向回国的决定，绝对是“逆风飞扬”。

　　我当时已经成为所在的美国上市公司里的年度经理人，在美国生活安定。但我发现，在和美国同事一起竞争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爱国热情、语言、文化等却没办法成为优势。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最主要的舞台在哪里？无疑是中国。所以，眼光决定了你所看到的范围有多远。中国正在崛起，没有人知道中国会是什么样，但其崛起的速度之快、变化之快、让个人选择的风险和变数更大，我的回国在当时来说是极其奇葩的，同事、朋友、家人一时间都不能理解——大家都想方设法出国，你怎么想回去？是不是脑子灌水了？

　　但对于我们这些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出国留学的游子来说，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是祖国的期许。同时，对职业发展来说，回国，能使得你的本土优势比起其它外籍职业经理人来说大大加分。而这一决定，也顺应了跨国公司开始重视中国市场的潮流，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我也参与和见证了外企在中国的经济体量从GDP的个位数到超过30%的巨大增长。

　　作为中国大陆出生的人，能做到跨国公司500强在中国市场的最高负责人，我是第一拨。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程度和了解程度，在我做的商业决定中能没有反映吗？如果只是纯粹的职业经理人，你也可以去埃及做一把手，但热情一定是非常不同的。

　　第三个跳跃时刻，是2015年决定加入万达。

　　在此之前，我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已经上升到了外企职业经理人所能达到的阶梯的最高点，一切都是熟悉的“套路”，也正是我的舒适区。有人说，你如果选择去万达，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土壤，没法生存。另外，你原来在外企的经验，在民企根本玩不转。

　　而在万达的两年多时间，对我而言则是另一种奇葩的体验，也是全新的航道。你可能难以想象，在百年以来权力核心俱乐部门禁森严的好莱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民营企业突然成了大怪兽，成为座上宾，而我本人也因此入选“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100人”榜单。

　　在外企工作时，我作为公司海外业务的区域CEO与总部最高决策层建立“直通车”；而在万达，情形正好反过来——我要执行一家中国企业的总部意志去管理海外子公司。而这一跳跃时刻，正是发生在中国企业大规模文化出海的背景和趋势之下。万达在好莱坞曾经产生的影响力，就像是一颗钉子，尽管已经被拔掉，但是钉眼还在那里，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跳跃时刻，这就是“老当益壮，不坠创业之志”——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从过去40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到今天创业——创立“移动电影院”，是希望以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彻底打破传统电影业持续百年的旧有商业模式。而成就这件事的积累和机遇，更可追溯到过去我在以微软为代表的IT产业的背景，和以新闻集团、万达为代表的媒体娱乐业的经历，试图为世界创造一个典型的中国原创的创新案例。

　　我赶上了一个巨变的时代，时代给予了我非常珍贵的几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巨变的时代里，变，成为一种常态；而应对变化，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的关键生存能力。这就使得每一次应变所做出的抉择和行动，让原本在同一起跑线、同一航道上的人们产生了越来越剧烈的指数性的差别。

　　时代的变化创造了初始速度，而应对变化则给一个人带来了变化的加速度。

　　如果没有时代所给予的跳跃机遇，那么每个人的价值增长率将相差无几，而我可能到今天仍然是一位工程师。越来越密集的变化成了我们职业生涯跃迁的加速器，同时，因为变化，舞台的中心也在不断演化，使得我们有机会参与下一幕大戏，而不是早早“领盒饭”的人。

　　但是，即使变化到来，不同人采取不同的应对态度，其结果也是天壤之别。一种人是面对变化选择逃避，那么他将错失改变人生增长率的机会。还有一种人是盲目逐流而变，其结果是迷失自我，最终一事无成。再有一种人则是洞察变化之大势，积极拥抱变化，从而获得更强劲的人生推动力。当然，最棒的一种人，将是创造变化，他们仿佛具有扭转现实力场一般的神力，成为时代的佼佼者，产业的引领者，比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

　　而今，更糟糕的是，一个人只有快跑才能留在原地，不进则退。一些学者担心，如果未来机器智能发展到高级阶段，很可能社会上会出现一批叫“无用阶层”的人，他们被社会所供养，生活中就是玩电子游戏、叫外卖和网购，并不创造多少社会贡献和价值。这类人，将注定被变化所淘汰。

　　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科技革命发展相融合，使得社会经济和商业发展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那么，今后世界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唯一不变的事就是变，而且今后40年的变化一定比之前的40年更加剧烈、更加不可预测。

　　于是，我想回到这本书出版的初衷。

　　一方面，变化本身就是机会。在我过去40年堪称奇遇般的职业生涯里，有幸被时代的巨变抛入一个又一个洪流——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拨“洋插队”；从世界500强里的第一拨本地CEO，到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先锋官；经历IT产业的高速发展，又参与技术与媒体娱乐的深度融合；并与三位时代的商业巨人比尔•盖茨、默多克和王健林共事共舞……我既是诸多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坐在第一排的观察者，有机会将这些奇妙历程一一记录下来，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读者朋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应对变化越来越成为我们未来生存的关键能力。面对巨变的世界，该作何选择？该以何种态度去迎接变化？怎样抓住真正的变化从而把它变成人生的新机遇？这将是决定今后40年，你和今天尚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人们产生指数性差别的起点。

　　这就是——创变。

　　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值此我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让我有幸作为学子出版本书，将自己过往的人生体验得以记录。虽说岁月不饶人，可我们又何尝饶过了岁月？我们的精神人格在大学里形成，与母校联系在一起，充满了各种戏剧性、挑战和激情，也让我们成了国家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我们把人生最亮丽的40年献给了祖国，借着改革开放的机遇，我们创造了价值、实现了梦想、改变了生活，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让时代变得更生动，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非凡。历史可能不会记得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所为，但是一定会记住我们这个独特群体的贡献。

　　我们常常习惯了受惠，但是忘记了感恩。人生可以称为母亲的只有三个：母亲、母校、祖国，母亲赐予我生命，母校赋予我知识，祖国给予我归属感。我们致敬祖国、感恩母校和母亲。40年前，我们走进了哈工大，命运从此改变，祖国也从此日新月异，1982年的毕业给了我们第二张出生证，我永远为有哈工大这样一个身份标签而自豪、而骄傲，期待哈工大百年校庆，永铸辉煌！

责任编辑：蒲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