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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扩建到废弃，由祭祀到墓葬，中国学者破解“石头迷宫”

　　俯瞰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群核心建筑F1遗址。（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有中国“石头迷宫”之称的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群核心建筑F1遗址，经过中国学者历时五年的考古发掘，层层解剖，部分密码渐渐开解！

　　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研究员说：“即将结束的2015年度对F1的考古发掘，我们基本可以推断：这座约4000年前古人留下的约400平方米的石头迷宫，应是由其西北的约60平方米的居室分别向东向南扩建而成，扩建后的房址不同区域承担着不同功能；但扩建好的这座大型房址后来又被放弃，之后的人又在这片荒废的房址里营建墓葬。”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五年间对以F1为核心的阿敦乔鲁遗址区的考古调查，根据其分布区域、居址、墓葬、岩画等遗迹体现的特征，这些遗迹、遗存对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状态的揭示，作为新疆天山北麓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阿敦乔鲁遗址虽然与同为青铜时代的其他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已经‘各美其美’，已经具备了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化类型的要素”，丛德新说。

　　考古学者层层解剖阿敦乔鲁遗址群核心建筑F1遗址中的约60平方米的居室。（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阿敦乔鲁遗址群位于温泉县北侧的天山西脉阿拉套山中段的查干乌苏山口南麓山前台地草原，范围近7万平方公里。F1处于查干乌苏山口最近处的一座丘陵南侧，是整个阿敦乔鲁遗址群的核心。

　　F1呈一片的方形“石城”，坐北朝南，背山面水，由此向南，即是分布广泛的墓葬区，再是博尔塔拉河。石城由竖立的大石块砌成两圈石围，南北长22.5米，东西宽18米；内、外石围之间的距离约1米。南部有向外突出的石砌门道，俯视呈一个“凸”字。房址内遗迹呈现中轴对称分布的特点，基本可以划分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显示出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区意义。

　　今年刚刚完成的对西北部宽约7米，长约8米的规整长方形区域进行发掘清理，“至少有三只以上的马鹿鹿角残存，其中一具鹿角是燃烧过的，在原始地面也发现了很多灰烬。”丛德新说。

　　丛德新介绍说：“在阿敦乔鲁遗址区域周边散落着很多巨石岩画，除了羊的形象，鹿是刻画最多的动物。这说明当时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低山区域的草原森林结合区域，很适合鹿的生长。我们推测，这些岩画年代与阿敦乔鲁遗址是同时期的。”丛德新说。

　　“鹿是很难被驯养的动物，今年在F1的西北角这么一个狭小地方发现这么多的鹿角遗存，也许说明鹿与祭祀活动相关。”

　　“F1在营建中体现出当时曾依地形做过整体的设计，我们曾初步确认这是个祭祀遗址。新的成果加强了此前的认识，即该遗址很可能是博尔塔拉河流域具有中心性质的祭祀或举行重要仪式活动的场所，显示出很高的文明程度，也显示了其在西天山乃至中亚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中的重要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年开始对阿敦乔鲁遗址进行调查，2011年开始试掘，2012年入选“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此后的每天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限于当地气候条件，冬季大雪封山，发掘工作只能在6月至9月进行。

　　“发掘工作可能还会持续四~五年，对它的完整发掘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升对新疆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深度和广度的认知”，丛德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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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朝东方的石人守候空无的墓葬

　阿敦乔鲁遗址区中唯独有石人伫立的两座墓葬之一。（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2015年间，阿敦乔鲁遗址区九十余座墓葬中唯独有石人伫立的两座墓葬被发掘整理。令学者疑惑的是，这是两座空空荡荡的墓穴，每座约4个平方米的墓穴中不见墓主，但却各有一块巴掌大小的羊的肩胛骨。

　　两座墓葬均为方形石板围成的正方形石堆墓，之间相邻约5米，在阿敦乔鲁整个遗址区的东南角。偏南的墓葬石人显得更清晰。

墓葬伫立的石人面朝东方。（新华社记者 沈桥 摄）

　　说是石人，其实是一根高约1米的锥形条石竖直地站立的墓葬的东缘，条石朝东的一面接近顶部的位置阳刻出了一个清晰的眼、鼻、嘴的图案，而瓜子脸型的轮廓则为阴刻出连续的线条，远远看去，表情忧伤。

　　“石人看守，石板围墓，中心堆积石块，这种墓葬的结构在整个阿敦乔鲁墓葬遗址中都是非常独特的，为了了解它们的年代下限，以及和阿敦乔鲁其他墓葬的关系，我们今年对他们进行了正规发掘，但是，哪怕是用了非常细密的筛子，我们在对墓葬的填土清理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古代人物的遗物。”

墓葬中发现的一块羊肩胛骨。（新华社记者 沈桥 摄）

　　“唯一令我们欣慰的就是在两座墓葬中在相同的位置都发现了一块羊肩胛骨。除了墓葬的营建之外，这是这两个墓葬唯一留下的人类活动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研究员说。

　　丛德新说：“联系到墓前的石人，猜测可能的情况石人就是指代墓主而立。墓主可能死亡的时候不在现场，后人为了纪念他，仍为他营建了墓葬，并立石人为念。”

　　考古队员已经对羊肩胛骨进行取样并准备进行C14测年，以便厘清墓葬的具体年代。

　　墓地石人是典型的山地草原民族文化现象之一，广布于亚欧草原。就在阿敦乔鲁所在的温泉县相邻的赛里木湖畔以及温泉县以东的新疆阿勒泰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草原墓地石人。

　　阿勒泰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草原墓地石人最丰富的地区，其时间跨度上可至青铜时代，至公元6~9世纪为盛。早期青铜时代的墓地石人特点是大多面朝东方而立，石人只注重表现脸面器官，圆形脸面，圆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研究员在介绍墓葬发掘情况。（新华社记者 沈桥 摄）

　　“结合阿敦乔鲁遗址基本属于距今四千年的遗存的时代特点，这两座墓葬的石人，从石人大小，脸部轮廓等特征分析，可能是属于青铜时代早期的石人遗存”，丛德新说。

　　阿敦乔鲁墓地位于整个遗址区的南部，目前可以辨识出约百座墓葬，包括六十余座石栅墓，三十余座石堆墓等。石栅墓有出露于地表约半米高的方形石围，形似栅栏，中间为墓室；石堆墓则是在地表堆石封土，多为圆形，外无石围。石栅墓以SM-9为最大，石围长宽各为10米，高约半米。石围内正中地表之下为石棺墓室，长约2米，宽约1米。墓主有成年男性、女性以及婴儿等，出土的随葬品包括金铜耳环、铜刀、陶罐以及马、牛、羊的骨头以及大麦、粟等植物的种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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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敦乔鲁：亚欧人群4000年前在西天山的互动交融

　　“在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已经辨识出欧罗巴和蒙古混合特点的人头骨等。这对目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研究员说。

　　丛德新和他的考古团队，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金属成份分析、DNA分析等各个学科的专家曾对阿敦乔鲁墓地发掘出的人骨进行DNA数据检测，结果显示他（她）们是典型的古欧罗巴人群，与现有已知的人类基因数据相比较，与当代西欧人种数据匹配率较高。

　　根据对阿敦乔鲁出土的遗存所做的C14测定，遗址年代为距今3700至3900年。这意味着早在这一时期，这些到达了西天山区域今新疆温泉县博尔塔拉河谷沿岸生活、游牧的人群中，依旧保持着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特点。

考古学者与当地的工人一起搬开遗址上的一块巨石。（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但他（她）们的铲形门齿又透露出他（她）们具有了蒙古人种特征！显然，来自西方欧洲的人群和来自东方的亚洲人在这里已经有了交融。”丛德新说。

　　对中国北方、西方族群的记载，即便最早见于先秦史籍中记述的商周王朝对“丁零”（又称狄、狄历、翟等）的战事，已经是在距今3200年的事了。

　　丛德新说：“在距今四千年左右的西天山，阿敦乔鲁周围的文化是互动的，而非单向接受的，也存在阿敦乔鲁自身文化向周边影响的可能性。”

　　阿敦乔鲁显示了古代欧洲人在西天山地区的活动轨迹，这为探讨四千年前西天山地区欧罗巴人群状态的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探索新疆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及与亚欧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

　　在那个时期，在包括今新疆北部的中亚诸草原上生活的人群主要体现出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特点。丛德新说：以往考古学界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由北向南传播到今新疆地区，年代已较晚近。但从西天山阿敦乔鲁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天山地区的年代出现并不晚，在公元前19到17世纪，可能已陆续发展。那个时期，西天山很可能已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早期及相对重要地区。

　　20世纪2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C。А。捷普劳霍夫根据最初在阿钦斯克附近安德罗诺沃村旁发掘的墓地定名了这一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世纪至前10世纪。分布地域西起南乌拉尔，东到叶尼塞河沿岸，北起西伯利亚森林南界，南达中亚诸草原。这时期的人们多居住在长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屋中，居所分布在河谷、河湾等宜于农牧业的地方。狩猎经济已经衰退，锄耕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晚期形成半游牧经济。

　　我国考古学者近年间在包括温泉县在内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博州西南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及博州东北的阿勒泰地区都发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的规模以及出土的陶器、包金铜耳环以及石人等遗物，与伊犁河流域的青铜时期墓葬以及阿拉套山（西天山山脉）以北、今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等地曾发现的相同类型的遗迹相比显示出了时代早、等级高的特点，显示了该遗存在亚欧草原的青铜文化中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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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与小米四千年前在新疆温泉的约会

　　正在新疆西北的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进行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确认在F1居址发现了大麦和粟（小米）。F1居址被初步认为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

　　“来自东亚黄河流域的小米在4000年前已经在中亚东部地区的西天山河谷地带种植，体现出亚欧大陆上远古时期人类生产要素早已在进行交流融通”，丛德新研究员说。

　　粟，俗称小米，中国古称“稷”。原产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曾是中国古代的主要粮食作物。中国拥有丰富的粟的品种资源，种粟历史悠久。出土粟粒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西安半坡村、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等距今已有六七千年。一般认为中国是粟的起源中心，粟是由中国经阿拉伯、小亚细亚、奥地利而西传到欧洲的。

　　而大麦，学界公认的传统观点认为，大麦种植起源于中东地区，在埃及、叙利亚等地都发现过距今数千年前的大麦栽培遗迹。大麦后来向东、向北传播，并逐渐成为中亚、欧洲等地的主要粮食作物。

　　阿敦乔鲁遗址经C14测定的年代约在距今3700-3900年间，大麦与粟在这里的同时出现是目前已知在中国最西的约会之地。阿敦乔鲁所在的新疆温泉县，处于西天山峡谷中，因境内温泉众多而得名。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与新疆相邻的甘肃省张掖“黑水国”距今4000多年的冶炼遗迹进行考古发掘时，也发现了一批农作物种子，也有大麦和粟，学者确信这些农作物的年代在河西地区是最早的一批。

　　考古学者在细心清理阿敦乔鲁遗址群核心建筑F1遗址中的约60平方米的居室中出土的陶片。（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2013年在中国内地淮河流域的安徽蚌埠市的“禹墟”考古发掘中，考古学者同样发现了大麦与小米的约会。禹墟遗址年代为距今4100年左右。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找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的大麦。

　　“结合墓葬出土的具有明显欧罗巴人种特点、又兼有蒙古人种某些特征的人群，推测阿敦乔鲁的大麦可能更多来自西方或中亚”，丛德新说：“这些大麦，将有助于厘清古代中国大麦的起源、传播路线”。

　　“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史籍中绝无只言片语的记载，无从知道是谁，什么时候把大麦和粟撮合到了一起，但是他们在这里的结合，一定孕育并促进了这一区域人类文明的进步。”丛德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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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迷宫”里藏着中国境内最早的驯化马骨骼

　　蒙古语“像马群一样的石头”之意的阿敦乔鲁，远望过去那些卧藏在山前台地浅草之中的巨石确实像马一样成群。从这里的墓葬之中，考古学者在殉葬品中发现了家马的骨骼。

　　考古学者在细心清理阿敦乔鲁遗址群核心建筑F1遗址中的约60平方米的居室中出土的马鹿鹿角残存。（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在新疆西北部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墓地出土的马骨骼经检测系驯化马（即家马）骨骼。阿敦乔鲁遗址距今约3900~3700年，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驯化马骨骼遗存。”

　　阿敦乔鲁这一地名来自蒙古语，意指这里的石头多得像马群一样密而多。至于这个名称源于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团的西征途中还是近代察哈尔蒙古西迁后为此地起名，均无明确的史证。不过，约4000年前就有人类驯化后的马群在这片“像马群一样的石头”附近的草原驰骋，已经由马骨得到证实。

　　在距今2100年前后，中国西汉的汉武大帝两度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数万前往中亚大宛国大批量引进“汗血宝马”，来自西域的宝马良驹成为中国中原皇帝和武士的夙愿。

　　“由此再上溯两千年，中亚草原上经过驯养的良马就可能已经通过这里输往中国中原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研究员说。

　　丛德新说：“这些家马骨骼要早于殷墟的家马四五百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将中原黄河流域出现家马的脉络又向前厘清一步。阿敦乔鲁可能是驯化马从西域流向内地的重要通道。”

　　此前，中国能够确定为最早的“家马”是河南安阳“殷墟”（距今约3300至3000年）出土的。

　　阿敦乔鲁遗址区域周边散落着很多巨石岩画，除了羊的形象，鹿是刻画最多的动物。（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人类最早驯化马的证据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波泰（Botai）地区出土的马骨骼，这一地区驯马的历史在距今约5500年前。

　　阿敦乔鲁遗址在新疆温泉县阿拉套山南麓，阿拉套山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界山，由此向北向西翻越阿拉套山，就是哈萨克斯坦。

　　驯化的马匹在这里的出现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阿敦乔鲁遗址区域中居址和墓葬等遗迹都由大量的巨石构建而成，有的巨石逾吨重，马也许是当时使用的主要畜力之一。

责任编辑：邹文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