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资料图

　　游民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北京过去拉洋车的有一句话，什么是真的，吃到嘴里的窝窝头才是真的。游民意识在我们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

　　一些游民思想可能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体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建立法治社会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可阻挡，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避免他们成为“游荡于城镇之间”、缺乏社会保障的“游民”，是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而在学界，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吴思的潜规则，被称为中国当代重要的人文发现。“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王学泰在他的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引用了闻一多先生的这句话，意在阐述“丑陋中国人”的游民意识。

　　王学泰对游民作出了他的定义：“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王学泰表示，“农民长期缺乏教育，宗法解体之后只能成为‘游民’，无目的地在大地上行走，并逐渐江湖化。”也因此，王学泰呼吁要让进入城镇的农民生根，建立各种保险制度，真正实现他们应有的权利。

　　王学泰的专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出版以来，已经经过了多次修订和增补。迄今为止，这一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在今天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游民文化的研究成果得到人们的重视，亦引起人们的诸多思考。结合现实和王学泰先生对历史上游民文化的研究成果，《法治周末》采访了王学泰。

　　要避免农民工成为游民

　　法治周末：当前，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相关的政策也纷纷出台。让人担忧的一个现状是，老一代的农民工年龄已经大了，有的可能就回老家了。而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长大，农活干不了，融入城市又有很多困难，这就造成了潜在的问题。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游民”，按照你对中国历史上游民的研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学泰：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农民工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城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国家要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

　　这需要从结构上解决问题，比如说，可以把一些产业、一些资源疏散到其他中小城市，不要都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像北京地位特殊的城市，它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不宜承担过多的经济发展任务。可是自从1950年代以来，又把北京发展成为工业中心，近一二十年虽然在这方面有所抑制，但其遗留仍在，这为北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外地人口不断涌入，让北京负荷太重。因此要消减北京人口，应该把这些就业机会转移到二三线城市去。那里生活成本较低，农民也较易进入。

　　而且要让进入城镇的农民生根，要建立各种保险制度，真正实现他们应有的权利。

　　法治周末：你认为，游民意识有强烈的反社会性，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等。这也是传统社会文化的弊端之一。那么，游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

　　王学泰：游民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北京过去拉洋车的有一句话，什么是真的，吃到嘴里的窝窝头才是真的。游民意识在我们现代社会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

　　游民追求短浅的眼前利益。为什么？因为他想不到那么长远，他今天晚上的饭还存在问题，你跟他讲5年以后怎么样，不现实。所以，他就得奔这饭去。追求短浅的目标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将一切都工具化。

　　因为长期生活在这种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氛围里面，人们都很容易受到污染。所以，每个知识人都应该自觉，就是警惕你自己，别被游民意识所污染。我觉得，不能把一切都工具化，一个美好的目标一定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不正当的手段绝不会实现特别美好的目标。

　　一些游民思想可能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体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建立法治社会。

　　法治周末：你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提到了韦小宝（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的男主角），他显然有着深厚的游民意识，与贵族气质格格不入。

　　王学泰：对。我总结了四条游民性格：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第二，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第三，只讲敌我不讲是非，《水浒传》中，同样的事情比如劫道，梁山好汉（包括梁山系统的）做了就是对的，其他山头干的则是伤天害理；第四个特征是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而当时又没有其他文明的存在，游民更趋向返回原始的野蛮。

　　《左传》中所记载的历史，已经是礼崩乐坏的时期，贵族社会解体了。《孙子兵法》就是一个标志。《孙子兵法》以取胜作为唯一的目标，认为“兵以诈立”“兵者诡道”。战争只是少数人的游戏，不能作为社会的普遍规则。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吃藏族人的东西要留一点钱，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本来，在正常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红军长征是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战争中还遵守正常社会的规则，所以要赞美。

　　法治周末：在历史上，游民脱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衍生出了自己的“游民文化”，这种文化在长久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但没有上升为一种文明，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学泰：宗法人受到儒家思想的约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宗法社会中儒家文明几乎是唯一的文明。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并没有建立新的文明，游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不仅是模仿宗法的，而且几乎等于告别了文明，宗法社会对他们的影响也停留在人的生存本能上。

　　进入现代社会应该对儒家抱批判态度，但也不能像“文革”中搞的“批儒评法”运动，对儒家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作为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能够有持久的影响力必然有它的魅力以及超越宗法制度的一面，例如中庸思想就是。

　　脱离宗法的游民往往是“反中庸”的，例如比较集中反映了游民意识的《水浒传》宣传的就是一种极端主义的反中庸思想。游民长期处在贫困生活中，这种生活使得他认定，一个好东西，可以通过简单方法去得到，极端主义就是一个便捷的道路。因此，孔子说的中庸，是有相当的财产（孟子所说的“恒产”）、相当的教养和一定的胸襟的人才能接受。

　　“中庸之道”听着特庸俗，然而它是天下之“达道”也，西方文化是进攻类型的文化，有极端主义的地方。如果说世界文明，各种文明对它都有贡献，华夏民族则为世界提供了中庸。

　　游民群体最盛的时代是在清末

　　法治周末：你曾经批评儒家，它论君子和小人的时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使用了双重标准。

　　王学泰：对。对于统治者它就软标准，什么你们要修养啊，你们要正心诚意啊，你们要致知，“致知在格物”等。但是，对于被统治者，对于农民、工人、商人要是不种地、不做工、不纳税的话就不是用“修其身”“正其心”“诚其意”来解决问题了。用韩愈的《原道篇》话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非常简单，就是杀头。虽然韩愈作为儒学家是不合格的，《原道篇》所阐述的儒学观点也很粗糙，但《原道》所阐述的的确是儒家的精髓。

　　不仅韩愈不能算合格的儒学家，整个唐代儒学不振，这二百多年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如果要从儒学的感染力角度来看，杜甫的贡献不仅在唐代就是在儒学史上也是非常大的。

　　儒学的力量不在于它的逻辑，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企图用政治力量推广和张大儒家，适得其反。儒学后来被称为儒教，其实这个“教”中没有神。最好的、也是儒家独有的力量就是亲情。儒家的许多观念如忠、孝、悌、义等都是通过情推动才更有力量。杜甫的诗就具有这种力量。

　　情感被艰难的生活磨钝了的人，不太容易接受儒家。游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不容易接受儒家。比如李逵，你不能说他一点善心没有，李鬼说我有八十岁老娘，他就放了李鬼一马。

　　法治周末：你刚才说，游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是他希望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趁机而起。

　　王学泰：是的。游民群体最大的时代是在清末。近百年来，社会动乱一直不断，我有一个想法，这和中国在1905年过早地结束了科举制度有关。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读书跟外国人读书不一样，中国人读书，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

　　在科举结束以前，读书人的培养方式大多是自学（学校除了私塾外，很少有做系统教学的），待熟读了“四书”，开笔作文，进考场，只要到县里参加过考试，哪怕经过三次考试都给刷下来了，这也就算童生了，县学里就有他的名字了，死了写墓志铭的时候就可以写“业儒”了。如果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不管多博学，死了顶多写个“布衣”，因为县学里没有他的名字。

　　那时大多数人参加科举考试，目的就是捞个秀才，不敢奢望考举人、更不要说进士了。做了秀才，身份就跟一般平民不同了，免国税，到县里见了县太爷不必下跪。那会儿你中了秀才——清代的秀才帽子有了顶子（铜顶子），就要改造门框，增加高度，所谓改换门庭。这些现在看来无足轻重的东西，当时的确是一种身份标志。

　　1905年结束科举之后，中国开始兴办现代教育，6年就能培养出一个相当于秀才的人才，但是，社会又没有一定的渠道来接纳他们，造成了他们生活的不确定性。

　　法治周末：清末的知识人，在上升通道、个人出路、自我认同等方面，与皇权专制时代的知识人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

　　王学泰：科举取消，现代教育过早地让很多人具有了知识人的身份，社会又无法吸纳他们，这就有矛盾了。近百年社会动乱当然是跟社会贫困、外敌入侵有关，但动乱为什么长期结束不了？就是大量的知识人参加了社会动乱。这跟过早地结束科举制度，兴办现代教育制度，又没有足够的出路安排这些人有关系。

　　宗法意识直至现在也没有消除干净

　　法治周末：历史上很多社会运动，似乎都可以归结为游民文化的产物。

　　王学泰：社会运动，特别是暴力推动的运动，有时是一些底层的没文化的人向有文化的围剿，是反文明的。不仅游民反文明，底层社会都有这种反文明的倾向。当然底层社会也可能因为没文化向往有文化，但是文化跟钱不一样，钱一抢就来，文化抢不来。

　　法治周末：所以，在现代社会，法治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既可以保障人们的权利，也能解决游民文化中的暴力倾向以及漠视个体生命尊严的问题。

　　王学泰：社会底层的游民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同情心被磨钝了。传统思想意识本有“人命关天”朴素的重视生命的意识，但在游民文化中这些思想消失了。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最早重视人的是周民族及其思想意识的继承者儒家学派，这就是周情孔思的核心。然而周孔重视的“人”是人类，即作为群体的人。

　　儒家从其本质上来看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在儒家的思考里个人只是宗法网络中的一个点，也就是个人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中角色位置，其所维护的是这套体制。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缺少对个体价值的尊重”，这个判断是十分正确的。这套宗法意识直至现在也没有消除干净。

　　现在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有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古代除了法律上认定的奴隶之外，宗法网络中的个体都是广义的奴隶，因为它有一层温情脉脉纱幕和宗法人本身个性的萎缩，乃至对这个网络依赖了两千年，直到“五四”运动一些进步人士才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宗法的奴隶。所以，鲁迅提出要“立人”，也就是要建立对个体价值的认知和尊重。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揭示宗法家庭的非人性和宗法大家庭罪恶与腐败及其吃人的本质，这一切激起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原标题：王学泰：让法治根治游民文化

责任编辑：谭文娟 SN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