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读书是我唯一的嗜好|李白与杜甫|章士钊|陶渊明

　　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读书，也可以把读书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

　　——王学泰（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

王学泰

　　有人曾问你这嗜好是怎么养成的？读书有什么目的？我答不出，因为的确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应人写自己的读书经历时，又遇到这个问题。我想，这大约与自己开智识的时候家贫有关系吧！许多爱好的养成是需要钱的。例如喜欢音乐，最起码是要有钱买件乐器经常操练；好武也要有钱拜师学艺。唯有读书，找来一本书看就可以了。有钱，固然可以买；没钱，也可以借，而且，借来的书往往读得更认真。

　　近一二十年“气功热”，气功师们的口头禅是“富学武，穷学文”，他们把气功是列在“武”的范围之内的，这样说的目的是找信徒们要钱（虽然，各种气功门派都把“德”作为练好气功的“首要条件”），但是他们也承认没有钱的人可以去读书。因为穷，又有些精力，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一卷书在手，可以反复读，躺着读，坐着读，甚至上厕所时读，都无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爱好，甚至成为了嗜好、癖好。读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烦恼和痛苦，因为什么事情一成“癖”，往往是苦多于乐的，因此，苏轼也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对于我来说，烦恼的来源大约有：

　　其一，因为读书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和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烦恼的根源。古代哲人有云“巧者劳而智者忧”，虽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但是许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北京人讽刺那些遇事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说“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块病”，也就是说多知多懂没有什么好处。大家嘲笑“忧天倾”的“杞人”一定不是“鼓腹而嬉”“一枕黑甜”之徒，然而，那种饥而食、困则眠不是许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吗？

　　其二，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年不让读书的历史（当然，担负着教化众生之权的人们什么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是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要“多读书，读好书”，那种对读书的限制和扫荡是通过对“好书”的定义和种种政策表现出来的），现在年轻人对这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

　　这大约与有烟瘾的人没有烟抽一样，困难时期，有些瘾君子甚至卷茶叶抽，问起他们，有人说没有烟抽的痛苦更甚于没饭吃（那时也是没有饭吃的时期）。对于我这个爱书人来说，没书与没饭的痛苦是相去无几的。困境中，实在没书看时，棋谱、教科书、文件汇编我都用以“遮目”过，好歹消磨一些时日。那个时期的更大的痛苦是因为看书而犯忌，经常会招来不虞之灾。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写这种文章的大约是个浪漫的人，他只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没有享受过“读禁书”带来的泪和血。清代乾隆年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为私藏和阅读明朝野史，父子两人皆被处死；民国期间湖南某女学生因为读郭沫若的《落叶》而被枪毙；“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为传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历史真实总是与“诗”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人们有类似的经历就绝不会感到它富于诗意了。况且，“文革”之中，当时的“左派”不是向其管辖的平民百姓宣布禁止什么书籍，而是只开放些什么书，如毛著、马列、鲁迅，后来还有一些由三结合班子（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文字的三结合）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小说”（如《虹南战斗史》一类）。

　　个人作品许可看的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等。其他一概在严禁之列，统统被送进了造纸厂。劫后侥幸留存下来的书籍好像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到处被通缉，不敢出来随便见人，除非是至爱亲朋才有可能互相串换一阅。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只是在“文革”初中期存在，林彪垮台以后略有好转。

　　中国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发展到敌视文化、敌视书籍——闻读书则掩耳而走绝非一年两年之功。1957年反右以后，在青年学生中展开了“红专”辩论，在学术领域中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并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而此时我正上高中，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时期，对许多领域的知识都有兴趣，很爱读书，此时就被列为“白专”，不时地会得到同学的“帮助”和批判。对于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待遇给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可以想见。因此，在那个时期读书给我带来愉悦的同时也是伴有许多痛苦的。

　　当然，不能说读书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上面说了许多读书带来的烦恼，然而我还是不能放弃读书，就是其中的乐趣远远大于烦恼。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老先生所云，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可以把这些“会意”写成文字发表出去与大家共享，这更是无比快乐的事。又如，《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批评，许多内容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使我这个爱杜者特别气愤，可是我当时没有发表文章的资格（即使有这个资格，也不许批评某权威对杜甫的丑诋，因为有个最权威的理由：“毛主席不喜欢杜甫”）。新时期以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读书》1980年第3期上，就是批评《李白与杜甫》的，郁积了多少年的不平，才得以发摅，其快可以想见。

　　另外，心仪已久之书，突然在书店或者图书馆发现，并得以买到或借到也是极其快意之事。真如辛稼轩词中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快事是大量的，经常发生的。“文革”时买到《钱注杜诗》、《仇注杜诗》；对八股文有兴趣时买到了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和商衍鎏之《清代科举叙录》；研究秘密会社时买到了李子峰的《海底》、日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会社史》；读到杨宪益的名句“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又得到先生赠送的《银翘集》，这些都是其快难与外人言的。

　　还有一个意外的快事，这就是我的研究课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拿到两万元的研究经费。这笔经费不许买电脑、照相机等高档用品，唯有对买书没有限制，于是，我几乎把它们全部交给了书店。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购书的乐趣。过去买书虽然也有乐趣，但是毕竟因为收入少，每当看到自己满意而又价格不菲的书都要不自觉地摸一摸钱包，有时书太贵了，又遇到非常想买的书，此时便不免踌躇再三。陶渊明有诗云“贫富长交战”，对于我来说则是对所爱书的渴望与囊中羞涩的交战，这种“交战”的心态，充斥于整个的购书过程中。

　　而有了这笔基金之后，除买了一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佩文乐府》外，还是买了不少我所喜欢的书的。例如《点石斋漫画集》，对我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价格昂贵，可以不买。可是我又十分喜欢这部书，这次有了基金就买了一部。这便是买书之乐。然而，书多了又生出了一种过去不曾想到的苦恼，那就是居室狭小，有了书，没有地方存放。自己有的书，需要时却难寻芳踪，还要到图书馆去借，这也是过去不能想象的。

　　（以上摘自《坎坷半生唯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