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不相信中国人十个月就建好了大会堂
1958年10月14日，经北京市政府和
中央评审，从中选定和批准了实施方案。人民大会堂进入正式设计，施工阶段时，问题成堆，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时间紧迫，不容反复，为此必须打破常规，创造出一种革新的设计施工方法才有可能在如此紧迫的期限内，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特殊工程。于是在周总理亲自顾问下，由北京市有关局院领导组成工程总指挥部，研究制定出一套创造性的“三边建设方法即：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新方法，设计单位自1958年10月30日起，随着向工地交付第一批基础施工图，就开始陆续下驻现场，与工地密切配合，进行现场设计，制图，并与材料供应和施工做法相结合。
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万人礼堂的空间处理问题，因为这个能同时容纳一万人的礼堂，空间实在庞大，单观众部分：深60m，宽76m，高达32.5m可以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如此高大的空间，如处理不当必然会直接影响到每个与会者的心理情绪，空间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设计的成败问题。
因为一般建筑物的空间，大多是由顶棚，地面，4面墙体6个平面相交，形成一个有棱有角的长方形立方体空间，如果万人礼堂，也同样处理，人在如此高大的空间内必然会觉得单调乏味。试看西方传统的教堂建筑有意识地将礼拜堂做得高大，前面神坛又做得高耸尖挺，使信徒们参拜时一进教堂就心理上觉得自己十分渺小，而上帝则高高在上显得非常神圣高大，这是一种以物质为主，“物使人从的手法。为此，万人礼堂决不能沿此惯例做成一个有棱角的长方形大空间。这个问题一时间困扰了我们，只得向周总理汇报告急，他老人家经过思索，吟了两句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示意我们人在海阔天空的大自然怀抱中，非但不觉得自己渺小，反而觉得心旷神怡，悠然自得，如果将大礼堂的顶棚圆曲而下与墙体连成一体，如同水连天，天连水，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话，那么人在其中不是很自然地不会有渺小和单调的感觉了吗？总理的话让人茅塞顿开，最难解决的设计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
1959年7月底，历时280天全部主体工程胜利完成。工程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这是涂脂抹粉的精细工程，也是“画龙点睛的最后一道工序，可是当时从7月底到国庆节前全部竣工的期限已剩一个多月，只有创造奇迹，否则已绝无完成的可能。
工程施工主持人阮志大被召到工地指挥部开会，与工地主管、工程师和架子工、木工师傅们一起，专门研究如何突破难点。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要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唯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在万人礼堂，整个空间内全面开花，各工种各就各位。同时展开操作，使之一气呵成。但难就难在吊顶棚时必须从地面起满搭30余米高的满堂脚手架，这就势必占去地面，造成无法同时铺设双层地板和安装排列近一万套桌椅座席的局面。经过大家集思广益，研究讨论，提出了若干设想，最后采纳了工人师傅提出的从钢屋架上临空绑杉槁，创造性的形成悬空的吊挂脚手架，从建筑角度又提出需按照钢屋架的6m单距和3m节点间隔为绑扎下垂杉槁，当完成吊顶棚抽出杉槁后留下的圆孔，即可利用来安装灯具和通风口从建筑上采用精巧明亮的灯饰，将千百个施工孔填补，构成一个满天星的顶棚，星光灿烂，绚丽无比。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在一个巨大无比的圆弧空间内，墙、顶、地、舞台口、二层挑台八九个工作面同时施工，形成千军万马，气势豪壮，令人震奋的壮观场面，大家称之谓“圆弧大战！这一战役终于在国庆节前胜利告捷。
无独有偶，这时五千人宴会厅也行告急，该厅南北长76m，东西宽102m，顶棚最高处15.15m，可整整吞下一个足球场。如此巨大的场地，按正规装修操作程序，顶棚与地面根本不可能同时进行，因为顶棚装饰与礼堂不同，没有满天灯饰，所以也不能采用悬挂脚手架的办法，在此紧急关头，施工与设计结合又创造出一种新颖的移动式脚手架。这是首先在一台带有4个轮子的1平方米见方的平板车上，中央树起一根通天杉槁柱，然后从其根部如开放的雨伞那样向上绑扎若干根散开的杉槁，上面再装上一层大于平板车几倍的脚手板，形成一辆辆可移动的脚手架。随着车的移动，上可安装平顶灯饰，绘制沥粉彩画，下可同时铺装地板，互不干扰，巧夺天工，多快好省地完成了如此繁重的任务。
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气势宏伟，庄严壮丽，它对面新建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及其左侧的天安门和右侧的正阳门，在布局规划上四面各据一方，构成一个500米×900余米举世闻名的雄伟、肃穆、开阔、明朗的天安门广场，广场中央偏南矗立着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组建筑群在不到一年期间即神话般地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如此巨大的成就，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信服，敬佩和赞美，人们惊叹着这人间奇迹，但也仍有少数怀有敌意的人抱着偏见，轻视甚至不相信我们的成就。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是一个代表人物。当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他就迫不及待地与驻北京苏联大使馆联系，询问是否属实，当听到使馆人员答复：“我们都是亲眼目睹工程天天节节上升，拔地而起，现在已巍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了时，他仍然半信半疑，不以为然，第二年他来北京访问，亲临现场之后，在事实面前才默默无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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