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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摄影 曾年

　　
　　一九九七年底，雪后的太行山区苍凉而壮阔，杨元会孤独的单车行驶在村际小道上，为这里点缀了些许生气。自行车后驮着他放电影的全部家当……“天堂电影院”和半个世纪以来，我所经历的中国电影史，如今，都市电影院中拼杀正酣，而杨元会的那台放映机也许只发放给老天爷看了。

　　【正文】

　　去年初的一天，我在旅行途中接到了一个来自巴黎的电话，是法国《V.S.D.》杂志(V.S.D.就是法语周五、周六和周日的缩写)的编辑看到我于1997年底拍摄的一个的故事，问我故事中主人翁、电影放映员杨元会的现状。我立刻挂通了一位朋友的电话，是他引荐我认识的杨元会先生。当年杨先生所在的北庄村尚未通电话，连手机信号也没有。今天也许通了电话，可又有谁会知道杨元会的号码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自2002年起山西省壶关县的电影发行已经停止，也就是说杨元会已经不能再干这一行了。挂断电话我想：1997年底的一幕应该是当地农村电影的最后一幕，杨先生自己如果还保留了一两部电影拷贝的话，他那架上海产的放映机应该还是能转动的，他就真的如同那天调侃中自己所说的：“如果真的没有人看电影了，放给老天爷看好了。”

　　1997年底的一天，我根据《山西日报》上的一条消息，来到太行山区的壶关县，冒着严寒寻找仅存的电影放映员。整个县城被取暖烧煤的气味所笼罩，电影发行站里味道更甚。这里似乎自1970年代之后，时间便凝固下来，尚未闻到改革大潮的气息。那时全县还有110个登记注册的电影放映员，由县发行总站去长治市电影发行公司租来电影拷贝胶片，再向5个发行分站发送下去。但是县城中唯一一家电影院，因无人看电影已经关门，凄凉地蜷缩在寒风扫过的街道边。

　　记得有一年，一部《天堂电影院》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讲的是意大利小城中一座电影院的兴衰，男主角自幼在电影院的伴随下成长，待其中年之后回到家乡，面对那座已经消沉颓败的电影院思绪连翩，一幕幕当年的盛景浮现眼前。当年的县电影院几乎就是小城的中心，上映的每一部影片也就是这里人们兴趣的中心。看这部电影时，许多观众与我一样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类似经历，感慨万千。

　　而在壶关县败落的电影院前，我童年时看电影的情形也依然清晰如故。一般都是周末，在去往电影院的路上，我左右拉着父母的手，一用力便可以如同荡秋千似的荡起来。银幕上的画面今天已经想不起什么，但平时不让吃的零食总算可以吃到了。多数时候回家路上已经睡着，由父亲背着。待到上了小学，由学校组织看电影，便是一项仪式性很强的活动了。先要在学校里排好队，队形队列一番。上得大马路，行人车辆也必须让行。进了影院便如同炸了锅，说话必须高声喊叫才能听见。就连电影放映之中，也难得安静多少。次日的话题便是电影的情节，而且课堂中也会穿插着对于影片的提问或讨论。片中的英雄自然是我们的榜样，而笑料当然来自反面丑角。

　　言归正传，我们的探寻并未旗开得胜，找到的第一个电影放映员说由于没有老乡来请，已经有些日子不曾放电影了。我们就继续往大山里走，终于在北庄村的一个窑洞里找到了杨元会先生，他说当晚就有电影要放，而且是在本村。我们喜出望外，又请杨先生开了另一孔窑洞，我便可以留宿当地了，我的朋友则跟车返回县城。

　　北庄村坐落在一个山沟里，村里人一半住房屋，一半住窑洞，对面的山上还有一座城堡。老乡讲城堡是用来躲土匪的，最后一次使用是在抗战时期躲避日本兵。村后面的一片山梁已经退耕还林，“农业学大寨”时期建设的一点水利设施也已荒废。杨元会家种着4亩旱地，他的庭院里养着不少家畜，由他太太向平花操持。

　　午饭时间到了，8岁和12岁的两个女儿也放学回到家。北方农村的饮食非常简单，就着一点咸菜吃大馒头，除了节庆喜日，肉是见不着的。饭后，杨元会将他的电影放映机请出来，架在窑洞中进行清理。这两孔窑洞是1979年他们结婚时箍的。因为山西产煤，冬季取暖不是问题，他们全家人睡的那孔窑洞之中，也没有看见传统的土炕。倒是为我开的那一间里盘了土炕，和他们做饭的炉灶相连，做饭时土炕也就被烧热了。这架上海产的电影放映机是16毫米的，整个农村电影放映体系使用的应该都是这个规格。10年前杨元会购得时花了2000元，曾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北庄村有300余户、1500人，只有杨元会的一架电影放映机。

　　下午，杨元会在村中一块空场子旁的房屋上吊起银幕，全部放映家当用一副挑子就能挑走。今天是东家的小孩过周岁，这是乡亲的规矩，有红白喜事、生男孩、过周岁皆要请电影，钱当然是东家出。今天上映的是国产警匪武打片《摇滚杀手》。东家是没办法点电影看的，放映员取到什么片子，乡亲们就看什么片子。如果片子实在不好，杨元会还是会放，因为“反正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真的没有人看，放给老天爷看好了”。

　　不过，当晚倒没有悲惨到如此境地。天黑之后，老人、小孩陆陆续续搬着凳子前来，当然已经见不到我小时候经历的那种露天电影场面了。那时不仅是万人空巷，而且数里之遥的乡亲，也扛着板凳、打着手电前来助兴。而这场魔术的中心就是电影放映员和他那架神秘的放映机。如今的人们对电影放映员已经不那么崇拜，而老乡们对影片的内容好像也不太挑剔，但与从前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相比，似乎又有所不同。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倒是先出台了一批所谓“毒草”影片，跟随批判之际我倒也看过几部。这也就成了十10年文革之中的美好回忆了。因为后来的腥风血雨中，电影、戏曲皆由国家最高领导来审批，老百姓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几部有限的影片。但仅是这几部有限的电影，也成了这段年月中难得的一点点轻松。我想，在今天如果说到《地道战》、《地雷战》也是可以找到应和的。再往后一点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更是被人们不厌其烦地看上10遍20遍，每个人都会背出一通电影中的台词，或者是列宁，或者是瓦西里、托洛茨基。但是更主要的兴趣，还是影片里的亲吻场面，和其中一段芭蕾舞《天鹅湖》，加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每天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搞得麻木不仁之际，真如同一股暑天清泉。

　　文革后期也曾公映过一批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对朝鲜的《卖花姑娘》大家先是持怀疑的态度，怎么还有姑娘？还要卖花？不反帝反修啦？后来还真是事实了，因为该片故事缠绵，曾有影院中哭声四起之事。大都是因为当年文革之惨烈，观众以银幕人物自比，在黑暗中涕泪奔流一番，也可以痛快几分钟。最后有“朝鲜电影哭哭闹闹、越南电影真枪真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之说。因为当时的越战正打得火热，所拍影片也无不枪林弹雨；而阿尔巴尼亚到底是欧洲国家，稍微地人情味了一点，我们身处文革中的同胞也难以招架。最后几部罗马尼亚电影，放映时限制场次，一个单位的人必须由抽签来定谁能前往。当时我没有气力去与同事们争这一殊荣，而自己有位好友是影院的广告员，请其为我在黑暗之中寻一个座位还是可以启齿的。

　　终于，电影可以开禁了，那是在1970年代末期。有段时间大小影院剧场皆长时间不停轴地放，似乎要把所有库房之中可以找到的旧片子都拿将出来放一遍。记忆中我曾在这期间看过几部不朽之作，如《罗马——不设防的城市》、《马门教授》等。大家都有一种心境，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就是要补回文革中失掉的机会，人们的耳目已经饥渴的太久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江苏洪泽湖中，经历过一次为渔民放映电影。一支流动电影放映船在湖里支上架子，方圆数里的渔民皆驾船前来观看。当年鲁迅描写的社戏与之相距不远，只是没有“悔不该，酒后斩了郑贤弟……”之唱段，而改换了一部当时的国产警匪片而已。同样是我看不出区别的警匪片，在那天晚上的太行山村，并未赢得几年前洪泽湖中的热烈场面，不知算不算好景不长。

　　太行山区刚下过一场大雪，第二天我就与杨元会一同蹬自行车去另一个村换电影拷贝。拷贝胶片的租金最低一天15元，最高的可以到100元一天，在当地历史上租片价最高的是《开国大典》。说实在的，每天让老百姓看大同小异的功夫片、警匪片，确实也是乏味。不知怎样才能改变一下如今的窘境。

　　回答完《V.S.D.?》编辑的提问之后，我依旧继续行程。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坐车还是乘船，或者进饭馆吃饭，甚至连飞机上……总是有一架VCD(DVD)机器在不停地播放着武打片或者警匪片。刀枪并举，血肉横飞，一片打杀，有时候张艺谋的《英雄》也在其中。为了减少不停灌进的打杀声，我只好找两块棉花将耳朵堵起来。

　　有人说，人类最早先的时代叫作英雄时代，东方有夸父逐日、女娲补天，西方有宙斯诸神和奥德修斯……之后经过青铜时代，最后才是黑铁时代。到了黑铁时代就是打打杀杀了。电影的历史是否也是如此？最早有郑君里、周璇、英格丽·褒曼，最后就只剩下李连杰和秦始皇了？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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