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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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界也中产阶级了，圈子被彬彬有礼的社交场所取代，这就像是体制中的学术活动的延伸，都是礼节性的和象征性的，再也不会有80年代的冲动和任性。因为这样的交往再也没有秘密、没有主题和风格，只有虚伪的形式和履行的义务。

　　圈子、团伙、帮派、社团、组织、同党、小山头，等等，这些词的含义有所不同，但也不无相通之处，都是指由一伙人形成一个固定的或大或小的团体。在所有这些指称中，“圈子”显得最为低调温和，更富有民间和日常生活特征，它通常是指朋友交往的小圈子，其前提是有闲情逸致，其形式主要是吃喝玩乐，其目的是排除孤独感，获得交流和倾诉等情感方面的沟通。圈子是日常生活的延伸，也是对它的超越。既然形成某个圈子，就会有这个圈子的特定的形式和风格，有他的事件和秘密，总是有核心人物和吸引人的主题，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圈子会让人活得更真实彻底，更有性情。

　　但是，把圈子拉到知识分子文人的群落中来看，问题就复杂些。这样的圈子很容易被打上政治和文化的印记。普通劳动群众或者农民很少形成圈子，工农群众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做人行事都干脆利落，生活的内容也就是居家过日子，既无闲暇，也无逸致，不会搞什么小圈子。圈子显然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一种生活现象，只有文化人有交流和倾诉的期望。既然圈子属于文化人的行为，那么其文化方面的含义则就不那么简单。

　　圈子起源于交流的需要，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吃喝并且谈天说地。显然，“说”占据了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乃是圈子存在的本质。圈子具有思想情感内涵，这就注定了圈子被打上了政治与文化的烙印。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势下，圈子也就始终具有了非日常性的特征。

　　很显然，在中国，圈子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化人最著名的圈子在林徽因的客厅里，那个客厅里曾经聚集着中国现代一群最有才情的文人。林徽因与梁思成作为主人自不必说，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钱端升等人都是常客。徐、金还与林徽因有着深挚的感情，传为现代文学史的佳话。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圈子充满了现代文学史，它们演化为一个个生动或小有作为的文化社团，或是同人报刊。但中国现代流宕着革命与解放的昂扬呼唤，这些小资产阶级式的“圈子”很快就被更紧迫的时代任务解除，被更严密和富有战斗性的政治组织、党派团体和联合阵线所取代。

　　圈子是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并且有着自觉的思想情感更新的历史热情作为动力。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不会有圈子存在，一切都被政治组织机构所掌控，个人的自主性为对组织的忠诚、纪律与服从所支配，不可能再有游离于强大的政治组织机构之外的小圈子存在。一旦有，那也是被指认和命名的。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不断有一些“反党(或反革命)集团”被揪出来，后来都平反证明那是冤案。在五六十年代，形成圈子显然相当困难，那会被看成小团伙密谋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一些传记书籍披露，在反右运动之前，还是有些知识分子文人偶尔小聚，但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小圈子一个个都逃不脱破灭的下场。

　　80年代的中国很多小圈子，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那时三五成群，五六一伙，八九十人抱成一团，到处都是圈子，都是小团伙。那时，人们从左的禁锢中走出来，呼吸了一点自由的气息，渴望思想与表达的自由，对现实变革怀有强烈愿望，对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憧憬。这样的小圈子显然是思想表达的聚会，一切都处于一种新的开端，未来既生动又不明确，这就需要辩论争执。个人无法面对庞大的现实问题，也无法准确把握形势走向，这就需要一起切磋。也就是说，小圈子的发达是时代变革前景未明而政治压力随时产生作用的双重结果。前者会使人们激动不已，后者则使人们需要群体作为依靠。显然，80年代的小圈子的聚合，总是以“求新”的方式为活动的契机。一些人的新思想新作品吸引有变革渴望的人们；另一些新的消息激发起人们对现实和历史的想象。这二方面都使人们有愿望聚在一起形成小圈子。“白洋淀”诗派，“走向未来丛书”是那个时期有影响的同人圈子，其最初的相聚当然都导源于对新思想新的表达方式的追求，前者始终是自由散漫的圈子，被后来的文学史命名为某种派别，它构成了中国朦胧诗乃至整个新诗潮的前驱。后者则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共生的团体，带着开创新思想局面的信念而结成一个编委会似的团体。80年代的文化现场是由一个又一个小圈子构成的，抱成一团四面出击，寻求机会，办刊物出快报，充满了启蒙民众，传播新知的热情。也夹杂着无数的内部纷争，人情恩怨，这些都使那个时代显得躁动不安，而又激情四溢。80时代属于刚放开一点而又有压力的时期，人们爱凑热闹，会为了一些新思想而执手相看泪眼，会为了几句话不对劲而拳脚相加。那个时候人们需要朋友，需要团伙，需要圈子。但都是为了思想，为了时代何去何从而忧患。这里面当然也离不开利益之争，离不开对说话的权力地位的追逐，但总体上来说，思想性的东西还是大于实际利益关系。或者说实际利益是以思想文化的实践方式来展开的，人们必需说出新思想，而后才能享有在知识界的话语权力。

　　如果说9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80年代有什么惊人的区别的话，那就是“圈子”的消失。其原因当然相当复杂，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但人们凭直接经验就可以感受得到。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但那都是正儿八经的例行公事，人们忙于各种学术或文化事物，但都是依附于某个单位机构，都是制度化的延伸。现在难得有私交深厚的学人们凑在一起谈古说今，或是聊聊家长里短。人们忙忙碌碌，都是具体事务，都有明确目的，都有精确的利益算计。人们的交往已经完全实用化和利益化，并且最为严重的是已经全盘体制化了。当然，知识界也中产阶级了，圈子被彬彬有礼的社交场所取代，这就像是体制中的学术活动的延伸，都是礼节性的和象征性的，再也不会有80年代的冲动和任性。因为这样的交往再也没有秘密、没有主题和风格，只有虚伪的形式和履行的义务。确实，90年代以来(进入21世纪尤甚)体制提供的资源异常丰富充沛，体制的力量也如此强大，强大到学者文人都如此自觉地在体制中经营，自觉地营造体制。没有私人性，没有小秘密，没有心灵和情感的困扰和需要。

　　90年代以后，一切都如此明晰，人们生活得很清醒平静，一眼就看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有那么多已经规划好的事物等着按部就班去操作、合作，好处都是明摆的，还要圈子干什么？真是赶上了好年头。只是没有圈子的生活，是不是有点空洞？缺了点私人性，少了点性情？ 

    陈晓明：1959年2月生，福建人。早年有过知青经历，后上大学(77级)和读研究生(1983年)。199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十多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高评委委员等职。200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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