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争鸣：我为何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主义”_文化

文化争鸣：我为何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主义”

http://www.sina.com.cn 2004/08/18 14:25 SOHO小报

　　作者：高士明(高士明中国美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化是对某种狭隘的关于人的偏见的普遍化，是由于过分张扬某一种人的基质，而对人自身中必须含有、并必须自恋地加以尊敬的自己的无限丰富的他性的压抑

　　我一直是个反民族主义者。不为别的，就因为民族主义太容易成为一种表态——对民

族主义表态、表民族主义的态。事情一成了表态就变得不太有意思，因为表态总是在正方和反方之间运做，容纳不下多少细腻的思考。现在知识分子多谈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反文化的民族主义”。这个断语似乎有些冒昧，但我总以为作为一种自然形态的“文化”，如方言一样，并没有确切疆界。自然的语言形态和文化形态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漫长的中间地带，用洪堡的话说就是一个“衍生波浪域”。这个衍生出文化差异的波浪域却不是以现代意义上的国族为分界的。

　　我们现代人习惯用国家概念划分和思考世界。的确，近代世界的构造除了自然地貌主要就是依据民族国家的框架。哪怕是在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们心里也铺展着一张边界分明的政治地图。地图首先意味着疆域，意味着分化。但地图的意义却不仅是呈现差别，而且还显示关联。剥除人为的分界线，我们会看到一个完整的世界的示意图，那里只是山脉与河流、海洋与荒漠。而从最通行的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世界”空间化的历史线索(世界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非洲、美洲的国界线横平竖直，那是殖民时代裁剪世界的暴力遗迹，而在历史悠久的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形状远为复杂。山川阻隔，是历史人群生活和交流的自然疆界，文化的确定与传播以历史人群的实际生活和交流为依据，文化的单位是人群、族群，而非民族国家。用“民族”和“国家”来限定文化，本身就是反文化的，是一种“国族”中心的意识形态的体现，尽管文化民族主义者据说总是要反对民族国家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不但是一种反文化的民族主义，而且是一种无效的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往往经不起政治现实的挑战。当民族主义被提高到“文化的高度”，那么，一旦入侵者主动认同了你的文化(满人、日本人都不乏此策略)，你的民族主义立场何去何从？日军进入上海之后曾经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他们强迫西方人拉黄包车，请中国人坐在上面。这个颇具象征性和表演性的举动即使在实际上没有什么效用，却在策略上迫使中国人面临着一个认同危机。这危机同样纠缠着明代末年那些著名的遗民们，黄宗羲之所以“晚节不保”，就是因为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给自己的招安轻易地找到了一个借口—为了延续和保存汉人的文化道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周作人如是，胡兰成亦如是。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历史问题值得深思。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它可以在近代被逐渐想象为一个统一、有效的权力共同体，但其“内部边疆”却不容忽视。不要忘记，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者们要反对的除了西方列强之外还有满人统治；而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之时，并不是面对着一个集权式的中央政府，相反，那是一个非中央集权的或者说中央相当虚弱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在最初争取民权的同时，人们也在吁请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这场革命负担着两个任务，而这两个任务之间的关系又始终恩怨纠葛。我一直觉得对汉族与少数民族自治区边界的文化形态研究可以作为中国学者讨论全球化等跨语境问题的有效的田野作业，这是一个更加小的分析模型，却并非不重要。对那些“少数民族”而言，现代化与汉化这两种话语始终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这些小范围的现象，这“内在边疆”并非比“中—西”、“全球化”等大问题更加不重要。而当“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标举文化认同、抨击美国沙文主义的时候，不妨留心一下自己脚下的土地是否稳靠。

　　在现代生活的地平线上，文化以多种形式彼此交织：旅行、文本、电子传媒��我们由此目睹了全球范围内图像、符号与观念的跨国流动，我们这个世界也被持续不断地重整和塑造。在现代历史上，对世界空间最具决定性的重整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性规划，地理学的许多命名都体现出这种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过程。这种普遍化是根据“领土”来区分民族空间的，资本主义在全球建立起来一个客体化的自然和空间，这是一种地理上的暴力行为，通过它，世界上每个空间都受到勘测，被画入地图受到控制。通过这种全球性的绘图行为，本地生活变成了一种展示，人群成为被注视的表演者，地方性日常经验成为表象，既而在策略上成为“文化资源”。有了外在的观测之眼，“文化”才得以展露容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民族主义”从属于一种“他者”机制。此机制从现代早期以来就一直左右着中国的思想视野，表现为 “中-西”、“东-西”或“西方-非西方”的娴熟的二分世界的模式。此二分法构成了一种向心性的文化解释模式，仿佛只有在西方这面镜子中，所有“非西方”的文化“他者”才得以成形显像。

　　以“西方-非西方”二分世界的思维定式扭曲了我们对世界以及自身的认识。在它的笼罩下，非西方文化不得不面对自我阐释能力失落的痛苦事实——事实上，这才是它真正的危害，也是身份/认同危机的真正意义。身着唐装、娴熟地搬弄本地的民俗、政治符号、在国内与国际之间指东打西并不是自我身份的确认——相反，这恰是认同危机的佐证，其实质是向西方认同和试图赢得西方的认同。民族主义只会在民族真正危机的时刻兴起，身份/认同危机暴露了自我阐释能力的失落。在蓬勃发展的“全球主义”如愿以偿地把所有“非西方他者”纳入其文化想象之前，我们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重新确立对当代文化现实的独立的自我阐释能力。

　　如德里达所言，全球化是对某种狭隘的关于人的偏见的普遍化，是由于过分张扬某一种人的基质，而对人自身中必须含有、并必须自恋地加以尊敬的自己的无限丰富的他性的压抑。在今天，在一个所谓的“后殖民空间”，在这鲈郁勰、漂浮的、去离原?dislocation)的世界上，潜在的读者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群落，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参照，而是相互拆解和反复重构的。与古典古代的众人世界、异国他乡不同，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处于一种一体化的程序之中，这个一体化的全球程序如同一台发动机，当今世界上的同一与差异都由这个程序发动起来。它反而促生了种种“民俗学景观”(ethnoscapes)。此景观是对这个多元化世界的一种新的图像化，一种文化表象主义，一种文化间的(“culture in between”?)旅游业和会展经济的综合体。在思想界，这一景观容纳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等诸种思潮；在艺术领域，这一切以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展为其制度基础。从最早的世界博览会到今天形形色色的国际大展，欧洲人都在寻找一种Visualization，一种“视—见”的技术。这种"视-见"技术在体制上以代议制的表面化形式为其组织模型，其实质不是要代表世界各族群的权益，而是在最空洞的意义上使各族群经由表述而在场，此在场适足见证那来自欧洲中心的光亮。在早期现代主义者(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看来，世界在其黑暗中被欧洲的启蒙之光照亮。直到上个世纪末，西方学者才逐渐意识到：对世界的照亮只是一种特定的观看，那启蒙之光(Light of En-light-ment)、那来自欧洲的视线同样是一种遮蔽。欧洲人的世界发现，是通过东方学、人类学等客体化的技术把模糊不清的世界转化为一幅可观看的世界图像；然而，我们所要持续追问的是：在这光亮的照耀下，是什么被遮蔽了？在习以为常的光照中，如何使那不可见的成为可见？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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