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邱志杰

　　我在少年时代，每当放学玩耍过晚回家，便会向父母谎称是因为在学校里出黑板报的结果。那时候，中学的教室里前面的黑板是用来上课老师板书的，教室后面的黑板便是用来出黑板报的。黑板报的内容由班里的宣传委员编写，经常包括读书摘要，同学们的诗作，科技知识和时事政治内容等等，由书法和绘画具佳的学生负责用粉笔书写上墙，配以好看的花边和插画。黑板报报头和花边图录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工具书，后来当代艺术家们把70年代的黑板报报头放大，黑板报图案带着特有的革命文艺的气息，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里的重要形象。我当时便是这样一个“宣传委员”。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毛泽东在当时的民国政府中担任的职务就是“宣传委员”。后来，毛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军队。长征中，红军每次攻占一个市镇，第一件事就是派出宣传队在大街上用石灰刷写大字标语，发动群众。而国民党军队占领革命根据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涂去这些标语。可以说，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本身依赖于宣传的胜利。

　　建国后，黑板报继续在宣传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城市、农村、军队和工厂，到处可以看到固定的黑板报报栏。与人手一份的报纸略有不同，黑板报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场所，你不能把它揉皱了用来擦屁股。它更像是一种气候。黑板报总是位于各级基层机构的所在地附近，它是表明政府存在的重要图像。黑板报源源不断地把国家的意识形态转化成公民的公共意识，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加于规诫和组织。以一种最廉价的方式潜移默化，完成着宣传的使命，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典型风景。

　　即使在广播和电视已经极为普及的今天，黑板报还继续存在着，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的小区中，它有时会被电脑刻字喷绘的张贴所取代。与小区外的街头上那些漂亮的，咄咄逼人的商业广告灯箱相比，黑板报的宣传显得更苦口婆心，更温馨，更接近人们的生活，更像那位慈眉善目的带着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

　　黑板报的内容涉及政府的政策：计划生育宣传和法律知识；科普知识特别是医疗保健知识；基层机构的通知；因应各种节日和会议的应时宣传，防火防盗的常识。在黑板报中，从残疾人、老年人到儿童，外来人口和妇女，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得到关心，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到照顾。社区的概念通过黑板报被反复强化。与文革时期相比，现在的黑板报更多对于个人生活的关心，更富于生活情趣。但是，宣传的不容商量是以一贯之的，黑板报尽管容易擦去，却绝不是西方街头的涂鸦，它依然是政府的声音。

　　我曾在北京电视机厂的家属宿舍大院内租房子居住了五年，刚开始常有公安机关的人来检查暂住证。后来居委会的人发现我是一个画家，就请我帮他们写黑板报。平常的内容他们自己写，遇到街道里有黑板报评比的时候，就会来要求我出手相助。我再忙，也乐于帮这个忙。因为这样一来，每到有派出所的人来查外来人口的时候，居委会的人就会告诉他们，我是自己人。

　　我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拍摄黑板报，几年来，经历了下岗工人再就业宣传、非典和禽流感、一次次的两会，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变化都在黑板报中留下了特有的痕迹。在城市，环境保护和老年人、妇女权益的宣传越来越多。在农村，基层政府的政务公开成为黑板报的重要内容。这里面，记录着我的时代的怕与希望。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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