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道怡

　　害怕的哨兵

　　我自1956年北大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在这一家全国性期刊，当了42年文学编辑。退休便是“谢幕”，从那时起，已跟我曾混迹的文坛，两不相干。待到2004年夏，《北京文学》邀我也来给“向当代文坛进言”写稿。却之不恭，勉为其难。但这些年我对文坛，只有道听途说信息，怎敢说三道四进言。无奈唯有自我“解嘲”，以博同道一笑，或供有关人士参考。

　　唤起我回首反思的，是人生的“六字箴言”———中年之前“不要怕”，中年以后“不要悔”。而我这一辈子的编辑生涯，恰恰是在“又怕又悔”之中度过的。

　　从“反右”狂飙，到“文革”劫难，十来年间，既兢兢业业，又战战兢兢，我总是“怕”。刚开始并不怕，正值提倡“百花齐放”，编辑还被视为发现与护持鲜花的“园丁”。我工作上的第一个业绩，是从一般来稿里发现李国文的《改选》，被李清泉等编辑部领导认可，发于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刊物的“头条”。谁知此后不久，“右派分子”帽子，竟戴在了来自延安的老革命文学家李清泉头上，还戴在了刚发表处女作的青年文学新人李国文头上。而导致他们中了“阳谋”的缘由之一，也有我这个当时仍在见习中的编辑。假使我若不选《改选》，或许能保他们平安？何曾料到，推举新人佳作，尽职反而惹祸，从此心里揣个“怕”字。

　　怎么能不怕呢！期刊等文艺园地被称为“阵地”，编辑则被称为“哨兵”，主要职责在于：警惕帝修反，防止封资修。那个“修”很宽泛：上边如有不满，下边就变“修”了。我当然得小心翼翼，唯恐再把“毒草”当作“香花”，损人害己。况且有时好心却办坏事，尤为可怕。一位同行不辞劳苦，将一部未成型的原稿，加工为可出版之作，其中的爱情线索，是他给添上去的。作家当时感念不已，后来阶级斗争为纲，有人提出意见，编辑成为被告。原先，我是把他当作学习榜样的，认为编辑就该如此，把自己的心血无偿地灌注进作者之尚未成熟的果实。那以后便只能镜鉴反照，引以为戒了。及至“文革”，怕也没用，刊物停了。

　　甘心的做嫁

　　1977年秋，粉碎“四人帮”后的《人民文学》，暂时替代尚未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刚复苏的文艺界中起着率先呼应拨乱反正的作用。我感悟到时代潮流，不失时机地参与推举了一批可称之为思想解放先声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找回并认清了编辑在促进文学繁荣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当此历史转折关头，若不是编辑们放了胆，不再怕，那些振聋发聩之作，未必能顺利及时、鲜亮醒目地面世。

　　20世纪80年代，从噩梦中惊醒的中国文学，像迎春的花蕾，一道道一层层绽放开来，虽还稚嫩，却极艳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此后也难再有的华贵姿容。

　　在那一段新时期里，天地人与真善美，正式回归文学本身，编辑也才得以从容发挥本职功能。他们介乎作家与读者间，起着“纽带”和“桥梁”作用。既代表读者纯正地审美，又协助作家出色地创美，兑现作家的价值，满足读者的需求。在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消费环节上，他们是美的检验员和推销员。因而，在文学事业里，编辑工作乃是一项专门的业务，不可或缺，不容忽视。这一点，在当时，得到了有关领导、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认可。中国作家协会建立创作等委员会时，也建了个“期刊委员会”；跟各类文学作品评奖一样，也立了个“优秀编辑奖”；在检视文学阵容或成果等各种时机与场合里，编辑队伍时常也占一席之地……

　　编辑们则未负所托，绝大多数勤谨敬业，不断端正和充实自己，甘“为他人做嫁衣”，更好地当“伯乐”。他们明确，作为编辑，需要具备相应素质———没有“人梯”精神，不要来当编辑；编辑的艺术思维，至少得跟作家认同，最好能够促“矿”出“金”；编辑的审美眼光，应宽广而犀利，不仅有真知灼见，而且能兼容并包，识和氏璧，认千里马；编辑的知识技能，杂而通，专而精，该与作家和评论家对称，擅长以创美感知进行审美判断，更注重艺术韵味与技巧赏析……凡此种种，我虽未能全都做到，但我曾把这些当作自己恪守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然而此刻来说这些，却是为了引发下面我作为职业编辑面对文坛现状的“后悔”。

　　后悔的老编

　　早在退休前，我就“后悔”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被委任为副主任的“期刊委员会”，我曾荣获过的“优秀编辑奖”，悄没声地被取消了。并非留恋职位名义，也不可能再次获奖，我“后悔”的是：本以为我的诸多同行今后能有机会得到精神鼓励，我们编辑队伍的建设和素质的充实将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却不料编辑工作这一行当从此就“没戏”了。而我不识时务，没有能够“与时俱进”。

　　90年代中到21世纪初，文坛跟随时代，进入大转型中。文学的商品属性，日益鲜明，成为主导，乃至奉若神明。一切向“钱”看，其“盛况”也是空前的。

　　以敏锐感知时代变迁为特长的作家，有的及时觉察并把握了机遇，便放弃那一钱不值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投靠赵公元帅帐下，专写最有卖点东西，成为以文赢利的大腕大款大名人。于是，“下流”无碍，“戏说”何妨，打情骂俏，男盗女娼……这些玩意堂而皇之登台亮相，也有赖于某些编辑随风转向。他们把原职能的“为真善美开路，对假恶丑把关”基本颠倒过来，只对“款爷”放行，专为“名家”搭台，成为商品化文学市场上的“掮客”。他们眼里看的是“脱衣舞”，怀里揣的是“买路钱”，管你什么“精神食粮”、“心灵营养”。这样当编辑，当这样的编辑，何其“酷”哉！———不禁“后悔”，惜乎我没能赶上这大“好”时光。

　　不过，设使我仍在岗，而又不肯转向，情况将会怎样？我的有些同行，便陷入了尴尬境地。办刊宗旨不能改变，却断绝了经济来源，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使“常务”们挠头了。既要尽审美职责，又得有创收高招，精力、时间主要用于求赞助、拉广告，累得脸黄了，急得嘴起泡。出了问题找你，做得差了批你，办不下去了谁来帮你怜惜你？真是何苦呢，不如别干了。如此说来，我退休得恰当其时。但岂不知，即便没有经济压力，我在岗时也已不愿再当编辑。说来惭愧，不好意思，我太计较，我太小气，面对一些我自以为“窝心”的境遇，觉得这编辑当得有些委屈。———未免“后悔”，值不得为那些“名人”去卖苦力。

　　有些名人，未出名时，谦恭有礼。待到作品出世，作者一举成名，遂“一阔脸就变”，连说话的气势和腔调都变得让编辑觉得自己得矮半截儿。小人得志情状，令我悔不当初：只选文品而未看取人格，人和文原来是两码事儿。个人懊悔倒也罢了，无奈名气已成世风。货真价实之名，当然值得崇敬；无实徒有虚名，怎不令人恶心。可叹当今，才德相悖之“名家”，有艺无德之“明星”，唯名是图、唯名是从、以名为实、以名谋私乃至盗名欺世种种行径，层出不穷。既然鱼目混珠泛滥，我何不来小题大做，以我之“悔”提示正痴情“追星”的年轻人：商家捧名家，乃为求利润；你追的那颗星，很可能是“人头太次郎”，甚或是“大灰狼”。

　　务名之风，在期刊中，多表现为主编挂名。一向都请名家挂名来当主编，因而我从未做过主编梦。年届耳顺，便请退休，但被挽留。及至1997年秋，传言我将就任主编。恰逢作家汪曾祺《梦见沈从文先生》：说是“见《人民文学》改了版，主编崔道怡。我到编辑部小坐……”云云(刊《中华英才》该年第12期)。这让我未免也白日做梦：莫非职业编辑也能够熬成主编？却原来不过是给我一个“常务”头衔。我当不成主编，或因个人缘故，职业编辑大都当不成主编，便另有常规。世间诸多事，名常不副实，以至名不副实本身，已经形成虚幻价值。主编由不看稿的名作家来挂名，刊物便有了含金量。求名胜于务实，国情大抵如此。

　　国情如此，何只文坛。各行各业，诸多名头，或由权势“敕封”，或经金钱“孵化”，其本身骨子里并没有多少真善美价值的。权势与金钱不仅要制造“名人”，而且要制造迷信这样“名人”的“群众”。在实质是权势与金钱作用而形成的“潮流”与“时尚”中，有些国人便被制造成为盲从追星从而也来制造“名人”的“群众”。这就成为社会风气，一般人是惹不起的。若对名人稍有怠慢，酒便泼到你的脸上。想到可能遭此待遇，怎敢放肆胡言乱语？但又想到早就过了“怕”与“悔”的年纪，何妨趁此“进言”机会，回首我的编辑生涯。虽已身在文坛外，毕竟曾为圈里人。就此发发牢骚，求个自嘲自娱。还望同行与文友，知我谅我。

　　甲申小暑于自得居　

　　(编辑：思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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